君臣道-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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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是从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找出许多罪证。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派人连夜赶往江西新建将胡中藻逮捕，又由军机处发出密谕，命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以及与人唱和的三十六首诗密封专差驰送进京。同时，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寓所，查封他与胡中藻往来的书信、应酬诗文等，迅速解京。乾隆帝说：“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乾隆帝的上谕所举罪款，都是无中生有，如：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兢”；“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人间岂是无中气”；“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亦天子亦莱衣”；“不为游观纵盗骊”；“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濞彼因时迈”；“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那伙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得免我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为”；“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闲我”；“直道恐难行”；“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下眼训平夷”……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诗句“无非怨恨之语”，或“巧用双关耳”。哪些字眼是“巧用双关”？大约就是“清”、“北”、“夷”、“蛮”等是影射满洲。而“明”、“南”则象征明朝。对于一些意义不明、难于索解的诗句，乾隆帝心里特别不舒服。乾隆帝自己的诗都是索然无味，像白开水一样，胡中藻“文辞险怪”他就不能容忍。其实，胡中藻诗中并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都视而不见。胡中藻的诗，是不是“反诗”，有客观标准吗？没有。
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修身视为学问的基本内容，就是因为这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认识的前提。人不修身，所认识的世界就是扭曲的，没有客观性可言。这其实是人类的永恒困难。至今哲学界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往往以为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客观事实与你有什么关系？一旦与你有关系了，就要问你的心是否光明。像明镜一样，自己是光明的，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如果自己漆黑一团，就不能认识客观事实。人心黑暗，好制度也只能助纣为虐。中国古人所以强调修身养性，就是要使认识的主体光明。乾隆帝满脑子都是法家里的阴暗思维，这决定了他一定要把臣民的自由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他又在胡中藻所出试题中挑毛病：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须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所数出的种种罪证，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并不足以服人。乾隆帝自称：
“胡中藻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尚有人心者乎？”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欲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 “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 “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 “暂歇南风兢”。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
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
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
《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濞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然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镫（燈）之难觏耶？
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濯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恨之语。
《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公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杀（？）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以上这些罪证，根本就是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其实，胡中藻诗中不乏颂圣之作，乾隆帝视而不见，乾隆帝自称：
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乾隆帝自知是在搞文字狱，却要瞒天过海，说是“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又命将为之作序并出赀刊刻的内廷侍从张泰开革职，拿交刑部。后又从宽处理，免予治罪，仍在上书房行走。至于鄂昌，乾隆帝说： “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使天下后世，共知炯鉴。”鄂昌拿解进京、定罪，赐自尽。对于鄂昌的诗文，乾隆帝说：
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悖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
……
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宫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
谕曰：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
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意在诞妄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
连“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诗，也成为胡中藻的罪状，乾隆帝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鄂尔泰虽然已死，仍降旨严斥鄂尔泰“结党”之罪，云：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且与其侄鄂昌叙门宜，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其诗中谗舌青蝇，供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使鄂尔泰尚在，必将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著撤出贤良祠。”（《清史列传》卷一四，鄂尔泰）可见，乾隆帝兴文字狱也兼有打压相权的意思。
乾隆帝本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但却很少儒家思想，而专以法家的高压手段处理满汉矛盾、君臣矛盾和君民矛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史汤先甲上疏，反对以“造作妖言，收藏野史”定为“逆案”，而只“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乾隆帝大为不满，严词批驳，将汤先甲奏折掷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南人刘翱发议论说： “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没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巡抚议将其处斩立决。这些文字狱，也有乾隆帝与鄂尔泰的矛盾在内，是新皇帝借此打击旧宰相的手段。
有无名氏批评乾隆帝的文字狱说：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折云： “古代史官采集民歌，以观民风，借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是《尚书》的《虞书》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到了周朝末年，郑国子产执政，（为了听取国人的意见）犹不禁乡校之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