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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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最终也只能是这种结局。所以谈不上前后思想的变化，只不过是具体的行事方法有所变化而已。
乾隆帝文过饰非，不许臣工批评，他对于尹壮图大为不满，要尹壮图就奏疏中所说督抚中有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资助”，据实参奏。尹壮图回奏说： “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当年，康熙帝提倡风闻上奏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尹壮图用这话答复皇帝，就是顶撞。
尹壮图的复奏，被乾隆帝视为对自己临御五十多年政绩的否定。乾隆帝斥责说： “折内所称，伊经过之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之语，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朕临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偏灾，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草屋穷檐之民，共霑实施，凡身受恩膏者，无不家喻户晓，小民等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又说“小民等爱憎之口，或因吏胥侵扰，或因偶挟微嫌，间有一二人怨其守令，亦属势所难免。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相互告语，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尹壮图对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罔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令他具体指出谁人“蹙额兴叹”，于何处见此情状。
这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民为天下之本”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尹壮图读四书五经，与和煌Ｒ惩继寤嵩猓弥谥喂缓瞳｜领会的是皇帝的心思，用之于逢君之恶。
尹壮图说吏治有问题，乾隆帝认为是对当今太平盛世的诬蔑。这本来是两件事，乾隆帝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可见是心虚，自欺欺人，以势压人。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连降十余道谕旨打压尹壮图，并吹嘘自己的治绩。他说： “朕历观史册，自明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未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虞，至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已到小康，犹心怀大惕”，“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当面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全然不知”。如果以为乾隆帝不了解下情，不清楚和牧蛹＃恢烂癫涣纳纳缁嵯质担钦娴南嘈抛约和持蔚睦习傩丈疃际歉辉５模蔷吞煺媪恕Ｋ允导是榭銎涫凳乔迩宄摹Ｕ绱褥笪艘逖槊袂椋岢鲆晕淹芬谎谑呛酰褪怯辛死踝用娴奈淹贰４褥笏担饫习傩掌饺粘缘靡膊淮砺铩Ｈ嗣腔崴担罡咄持握卟徽嬲亓私饷袂椋涫凳侨嗣遣涣私庾罡咄持握摺�
尹壮图对吏治的批评，也就是间接的责君。这是古人的一贯做法，皇帝大臣都心照不宣，只有今人不懂。乾隆帝认为尹壮图把自己视为被官员蒙蔽的昏君了，也等于是对小康社会的诬蔑。乾隆帝登基之时，曾向大臣们表示欢迎批评，说： “即使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前顾后之陋习，而庶政不能就绪之事就很少了。”如今，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容不得批评意见？这变中亦有不变，只要是君主为国家主体的精神不变，欢迎批评的态度也就不能贯彻始终。乾隆帝前期，他的君臣观，多少有符合儒家之处，中后期则完全是法家那一套。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命尹壮图随户部侍郎庆成到各地去“盘验仓库”，以确证现在是否为小康社会。尹壮图要求“密往访查”亏空，才能得到确实情况。乾隆帝却说是“无此政体”，而是预先通知各地官员，并告诉他们说，让尹壮图盘查是为了治他“莠言乱政”之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这等于是事先就否定了尹壮图的意见。又说“即使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查呢？不过是折腾尹壮图罢了。
庆成是奉命出差，自有沿路驿站的接待，按品级支取廪给。尹壮图就不同了，他是“自请盘查之员”，只供驿马，不得支取廪给。尹壮图沿途辛苦窘迫不堪。他陪着庆成到处观察大好形势。首先在山西大同盘查仓库，结果自然是“丝毫并无短少”——能有别的情况吗？再从山西赶到山东、直隶、再往江南。历时40天。中途尹壮图上疏要求回京，说： “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乾隆帝不答应，尹壮图沿途陆续上奏，说“各省均无亏空，沿途所经各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事情”。那么各地方的吏治自然是“清明”的。既然如此，议罪银法也就真的是偶然为之了，本来它也是由和孛芙泻谙洳僮鞯囊滴瘢挥腥∠谋匾�
乾隆帝指示： “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丧尽，岂可忝居朝列，玷污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尹壮图被刑部拟斩决，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四日，乾隆帝宣布对尹壮图“加恩”的处分决定： 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用，八年无过，方准起用。
乾隆帝先是把尹壮图折腾一番，又“从轻发落”。这是乾隆帝“仁慈”的一面，他毕竟不能称为昏君，他明明知道尹壮图无罪，整治尹的目的是为了堵住臣工批评的言路。今后大臣们谁还敢批评时政呢？
尹壮图到底有什么罪过呢？按照孔子的标准，他没有不责君之过，只有不辞职之过。古人以四书五经入仕，若完全按照孔子的原则为官，有几人能不辞职呢？在昏君无道的时期，甚至连辞职都是大逆不道。朝廷不允许官员按孔子的原则为官，科举考四书五经的意义被异化，不过像和庋氖槲寰捎糜诜昃竦氖虑椋暇共欢唷Ｓ腥怂担凭僦贫仍斐闪恕跋肮咝运祷选保庀匀皇堑构虻娜鲜丁Ｊ率凳牵俪≌蔚目凸勐呒斐闪恕跋肮咝运祷选薄Ｇ〉劬苴墒畏牵蟪济嵌家砸惩嘉萄担膊桓以偃腔鹕丈砹恕Ｇ『笃冢蟪济谴蠖嘟餍∩魑ⅲ鞫谎裕扒濉币坏┎淮妫吧鳌薄ⅰ扒凇薄ⅰ澳堋倍济挥谢庖辶恕�
从另一件乾隆帝包庇和氖虑椋卜从沉饲〉劾糁嗡枷氲囊醢得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发生了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案件。经江苏织造四德等揭发，在殷士俊住居的常熟家中，查出现存以及出借的银钱竟有2万余两之多，并有田三百六十余亩，房屋三所。又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由此断定，殷士俊作为一个家奴如此富足，肯定是勒索致富，而根源在主子富勒浑，因而将富勒浑革职。家奴之罪，必然牵连主子。既然富勒浑的家奴的不法行为可以追究，和募遗跤诖耍裁床豢梢宰肪浚苛轮醒凡芪κ枸篮瞳｜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乾隆帝此时正在避暑山庄，接到曹锡宝的劾疏，遂对在行宫伴驾的和汹滴省：瞳｜回答： “刘全因家人众多，宅内不敷栖止，是以令其在宅西附近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著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或因奴才扈从皇上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实录》卷一二五六）和幕牵卮鹉＠饬娇桑绕鹨惩级曰噬系奶裙车枚唷Ｇ〉厶撕瞳｜辩解后认为： 刘全久在崇文门代他的主人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的工钱，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常。着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皇孙绵恩，以及都察院堂官传见曹锡宝，令其就所奏情节逐条指定事实，如有以上情节，即据实参奏，从严审办，如若徒托空言，就是以无根之谈入人于罪。（《乾隆实录》卷一二五七）乾隆帝宁愿相信和募遗拮铮辉敢庀嘈疟鹑说慕曳ⅰ�
第二天，乾隆又说，“曹锡宝如果见刘全倚仗主势，有招摇撞骗情势，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植桓颐餮裕室约胰宋桑计浯剩郧貌嗷鳎晕床ḿ昂瞳｜吧？”既然参劾和募胰耍偷扔诓污篮瞳｜，那么，弹劾知己和癫痪褪前衙分赶蛄嘶实郏抗俪≌返穆呒褪侨绱恕Ｈ绻实壑蒙硎峦猓杏锌赡馨咽虑楦闱宄坏┗实廴衔橙耸亲约旱闹海投坏昧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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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锡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参劾刘全之前，曾把他的奏疏送同乡侍郎吴省钦看过。吴省钦卖友求荣，立即跑到热河向和ǜ妗：瞳｜马上令刘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凡一切逾制衣服、车马、器具全部藏匿转移或销毁，不留痕迹。六月十八日，留京办事王大臣回奏传询曹锡宝的结果。据曹锡宝说： “我与和伊跞蚶创硬蝗鲜丁＜匆猎诔缥拿殴芾硭拔瘢乙嗖恢馈Ｒ劣攵钏爸庥形奚米约釉觯氨鹣钋楸祝辔从腥怂倒Ｎ乙蛭帕跞∥莘蒙跏腔溃饭嘶陆至粜牟炜矗蟹课萆跏歉叽螅蚁胍料导遗捎卸嚓咴齑嘶荩钟薪柚魅嗣空幸∽财拢且跃咦唷薄＃ā肚∈德肌肪硪欢迤撸┱獠荒懿涣钊嘶骋桑骸×跞业姆课莞叽螅词拱逊课莶鸪灿泻奂＃黄绞背雒乓路德矶加腥丝醇衲苊苫旃兀坎槌鍪登楸静焕选？墒侨巳硕贾狼〉勖飨园雍瞳｜，必然是“查无实据”了。实际上，刘全的钱财至少有二十余万，还有铺业四处。他家的深宅大院规模远远超过了一般管家的规格。
乾隆帝说： “看来该御史意欲参劾和植桓颐餮裕饰俗啵计浯剩晕郧貌嗷髦啤！笨杉窃诎雍瞳｜了。
乾隆帝摆出一副实事求是的态度命令绵恩、都察院堂官并步军统领衙门司官一员，带着曹锡宝，先至刘全家中“看视住屋，究有若干”，而后再到阿桂等大臣的家奴住房察看，“有比刘全多且大者，则当诘询曹锡宝，何以转不参劾之故。一经比较，情伪立见”。其实，即使和土跞孪茸髁俗急福灰钦嬲鞑椋部梢浴扒槲绷⒓薄Ｖ徊还巧逵诨实塾肴ǔ嫉囊桓艺嬲鞑椋虑榈比晃薮硬槠鹆恕�
刘全有没有违制，不在于事实，全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信则有，不信则无。归根到底，这是人的认识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求真的问题。古人常说的“天人合一”，就是认识的有效性的中国式表达。人类总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出错误，权位越高越容易出错误。所以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时，看到中国的官吏是通过考四书五经入仕的，赞叹说，中国的官吏都是哲学家。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已异化，但是也仍然出了一些哲学家。中国哲学在解决认识的有效性的问题上，方法最科学，首先强调修身，因为只有祛除私心杂念，人的认识才能具有客观有效性，否则，“实事求是”与“自以为是”就没有区别。
七月十八日，乾隆帝宣布此案处理决定。他说： “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逼之人。此所可以自信者”，“曹锡宝未察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