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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

君臣道-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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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保持皇权的绝对性。乾隆一朝,亲王不曾入主军机;而外戚多立有殊功,但却不能像汉朝那样成为权臣。鄂尔泰去世后,讷亲被任命军机处首席大臣,位居张廷玉之上,一年后又取代张廷玉的内阁首辅地位,成为乾隆帝破格提拔起来的年轻宰相。

  乾隆帝又接受了班第的建议,任命岳钟琪为提督,赐孔雀翎。其实,只要派岳钟琪就可以了,可是朝廷不信任他。岳钟琪于康熙末年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征讨准噶尔部,因战功卓著升至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因为有人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与清朝的祖先金国有旧怨,受到猜忌,有反清人士前去游说他起义,被他出卖押送朝廷,但仍不能洗刷自己。在征噶尔丹策零时被张广泗等人弹劾下狱,最终被撤职,在家闲置。这次乾隆皇帝要起用岳钟琪做大将军,张广泗当然不赞成,他上书言: “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警则茫然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生风,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提督,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服,诚如所谕,人地相宜。”他不同意岳钟琪做大将军,位居自己之上,乾隆帝也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能力,只授予他提督衔。张广泗对于讷亲做经略大臣却不敢表示异议。讷亲耿直清介,才干敏捷,做宰相政声很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军事经验。不过,在中国古代,以文人做军事统帅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统帅并不必亲自冲锋陷阵,主要是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文人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许多文人也确实很能打仗。不过这位讷亲却既不懂兵法,又不尊重有经验的同僚,怎么能指挥战役?岳钟琪长期在四川任职,素为川藏土司所服。他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番情”。讷亲为什么不听取他的意见?乾隆帝使用讷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汉人很不信任,每次出征,统帅多为满人。这次任用张广泗挂帅不能奏捷,乾隆皇帝认为是汉人不可靠。所以岳钟琪也只能被利用,而不能重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岳钟琪驰赴军营。岳钟琪与张广泗商议军机,他提出由他带兵攻取莎罗奔据守的勒乌围,而张广泗却力主由昔岭、卡撒进兵。岳钟琪说,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尚有百余里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张广泗又不以为然。张广泗对于岳钟琪有妒忌之心,凡岳钟琪的计策,他都不采用。两人讨论了很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良将相聚的弊病。

  以将才论,岳钟琪与张广泗都是出类拔萃的,岳钟琪还略胜一筹。然而两个将才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打胜仗。正如清末中兴名将胡林翼曾说: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一言不和,动成水火。”两个才能相当的人共同办一件事,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二人是否同心合力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学士讷亲是一位清廉忠正的大臣,做为主帅,却心高气盛,好大喜功,“自恃其才,藐视广泗”,他不顾张广泗久攻无效的现实,下令限三之日内取藏兵老巢刮耳崖,岳钟琪不同意。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而位居自己之上,恃宠发威,瞎指挥。但是他阳奉阴违,故意附和讷亲的意见。打了败仗,自然是主帅负责。这是官场惯伎。讷亲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的地形之后,制定出作战计划,“限二日内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致使军心瓦解,几次出战都是大败而归。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

  撇开讷亲不说,如果张广泗能够与岳钟琪同心合力,凭两个人的大才,事情也早就成功了。屡败之后,讷亲闭营不出,却想出一个改攻碉为筑碉,“以碉逼碉”的蠢办法,奏报皇上,被乾隆皇帝否定。讷亲又奏请增兵,并弹劾张广泗不知用兵,出师一年多,损兵折将毫无战绩。

  乾隆帝大为恼怒,又责备岳钟琪自起用之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乃上奏揭发张广泗用兵无法,又误用内奸良尔吉和王秋。小金川参战土兵,“不惟无用,且须防范”。张广泗、讷亲不久又有败仗汇报。乾隆帝乃下令逮张广泗入京,下刑部狱治罪;免讷亲职。不久,张广泗被处死,讷亲也被赐自尽。又有一说,是用其祖遏必隆之刀斩于军前。

  张广泗以为可以指日克功,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强敌。强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上了一个狂自大,又不懂军事的上司,二人不和,这仗是决无胜利的可能了。这里还有一层满汉矛盾,满人自以为是主子,对汉人歧视三分。岳钟琪对部下某些满将胡作非为之事,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不得罪。张广泗自然也不敢得罪了讷亲,但他用消极怠工,暗中拆台的办法对付讷亲,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被精明过人的乾隆帝识破。张广泗对岳钟琪过分嫉妒,导致不能克敌制胜,被诛杀也是咎由自取。岳钟琪所以被革职而没有被杀头,正因为他本来处境不佳,所以格外留心,不敢得罪满人。

  乾隆帝也许是为了表示公正,既然杀了张广泗,讷亲也不能免死。乾隆帝一惯以成败论人,往往不知爱惜人才,讷亲与张广泗虽然有错误,也不该轻易杀掉。讷亲是乾隆帝所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盛极而衰的人生历程。任命不熟悉军事的讷亲为统帅,是乾隆帝的错误。将讷亲破格提拔为宰相,又轻易杀掉讷亲,更是错误。乾隆帝行政的随意性太强。不过,非程序化、随意性一贯是最高掌权者运用权力的正常方式,皇帝无不是如此。

  一般认为,乾隆帝杀张广泗是为了削弱鄂尔泰一党的势力,张是鄂党干将。当年平苗叛,一次,鄂尔泰设筵为张广泗饯行,终日饮酒谈笑,却不言及兵事,天暮,张广泗不得已,向鄂尔泰请示将略,鄂尔泰叹了口气说: “老夫错用了人,如果是转运粮草,惟老夫是问,至于用兵之事,瞬间既变,只有临事处决,岂能预定机谋?”由此可以看出,鄂尔泰善于用将,他把兵权交给张广泗之后,就不再遥控指挥。这一点远胜过乾隆帝。历次边疆战争,乾隆帝总是遥控指挥,过多地束缚了前方将领的手脚,往往坏事。乾隆帝自己坏了事,却把罪责完全归之于他人,说“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既要遥控又不负责任,这是乾隆帝的用权方式。

  乾隆帝再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代为督师,又调各省劲旅前往川西。

  傅恒(?~1769),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氏家族是满洲世家,屡立战功,他的祖父米思翰深得康熙帝信赖,几个叔伯都受康熙帝的重用。傅恒的二伯父马齐位居首辅,在康熙四十八年,却因支持皇八子胤禩为皇储而被罢官,康熙五十七年复出,此后直至雍正十三年九月致仕,担任首辅达17年之久。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第十子,任察哈尔总管,在政坛上并不显赫。傅恒深受乾隆帝宠信,乾隆帝很喜欢任用年轻的外戚亲贵。傅恒是比讷亲更年轻的宰辅。乾隆十三年三月傅恒的姐姐皇后富察氏在陪乾隆东巡期间去世。十月,才当了半年协办大学士的傅恒就被乾隆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率三万五千名将士出征。在傅恒出师前夕,乾隆亲往祭堂;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金川之役,断送了讷亲,但却成就了傅恒。乾隆帝说: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于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负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傅恒整顿营垒,申明号令,使军容焕然改观。并将良尔吉、阿扣、王秋斩首,以断内应,莎罗奔惊骇不已。傅恒查勘地形,分析形势,将金川战情如实向乾隆帝奏报。布政使高越又将用兵川西的运输和经济困难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给四川造成的“物力虚耗”的严重后果。乾隆帝深恨张广泗、讷亲不早将实情奏闻,自称“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有好大喜功的皇上,就有急功近利的大臣,上下相瞒,谎报军情,也是家常便饭。不过这场征讨大小金川之战争并非好大喜功,而是不得已为之,但却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经略,难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当傅恒提出了一个厚集兵力、直攻中坚的破敌方案时,乾隆帝却要打退堂鼓了,认为“万无可望成功之理”。又屡奉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便决定撤兵。乾隆帝于十四年(1749年)正月一日,宣布: “今朕已洞悉形势,决定收局。”降谕要求傅恒四月底五月初班师回朝。

  傅恒却不愿撤兵,他认为现在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求展期回朝。乾隆帝看出傅恒的心思,劝谕说: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去供一己成名之理。”其实,乾隆帝命傅恒挂帅本来就是为了让他成名,如汉武帝之用卫青、霍去病征匈奴,让傅恒撤兵,是怕他失败,坏了内弟的名声。在封建帝王看来,国事即家事,家事即国事,没有分别,如果傅恒得胜回朝,就可以给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历史上有些皇帝喜欢指派皇亲统兵,康熙帝与乾隆帝尤其是如此,此时,国家往往很强盛,有英雄气概。

  岳钟琪向大金川进兵连连告捷,兵临勒乌围寨下,莎罗奔弹尽粮绝 ,向清朝大军乞降。此时,正是趁势围歼叛军的大好时机,然而,乾隆帝却不想打了。傅恒为了制造继续打下去的借口,故意命令莎罗奔、郎卡必须亲缚至营,方可贷其不死。他一心要把二人逮捕入京。乾隆帝闻奏,坚决反对,要求傅恒“昭布殊恩,网开三面”,允其投降。乾隆帝此举实在是前后矛盾。

  莎罗奔请降遭到傅恒拒绝后,转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初到金川督师,金川士兵都不相信,说,“岳公已经死了很久了”。等到岳钟琪大兵连连获胜,才开始有些相信了。岳钟琪请示傅恒之后,带13人亲自前往勒乌围。金川兵见岳钟琪一行人来到,严阵以待。岳钟琪跨马而来,两眼望着莎罗奔,笑着问道: “你们还认识我吗?”莎罗奔惊愕地喊道: “果然是岳公啊!”率领叛军伏地行礼。然后将岳钟琪引进帐篷。

  岳钟琪向他们宣布皇帝威德,允其投降,藏兵群起欢呼。莎罗奔头顶佛经宣誓,愿听从朝廷约束。又杀牛宰羊款待岳钟琪。第二天,莎罗奔、郎卡跟从岳钟琪坐皮船出洞,来到清军大营投降。傅恒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大金川的降表。

  此番兴师,历时两年,调兵八万,耗银1000万两,却收效甚微,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兴兵。如果直接起用岳钟琪挂帅,战争时日可以大为缩短,人力和物资可以大为节省,何乐而不为?只因为乾隆帝把用兵当做建功立业之举,不愿让罢官闲赋在家的岳钟琪得此殊荣,却误了国家大事。乾隆帝批准岳钟琪奏请,把剩余军粮8000万石恩赈小金川军民,搞一点恩威有别的小把戏,其实是白搭,大金川仍然可以从小金川那里把粮食抢过去,他们的思维能力还不能理解朝廷恩威有别的意义何在。

  四川总督策椤上奏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重点是平衡川西各部土司的势力,使之相互牵制达到“以番制番”的目的。乾隆帝一一批准。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以番制番”的方法并不成功。傅恒一心要把土酋逮缚献阙,虽有好大喜功之嫌,却也不失为“恢宏见识,为国家远大计”,这是乾隆帝劝谕傅恒回朝的话。乾隆帝深恐傅恒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不肯回师,定要扫穴犁庭而后已,为之“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向不怕劳民伤财,这一次却是因为怕劳民伤财而失策了。

  乾隆帝最担心大权旁落。傅恒向来惟命是从,不可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事。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傅恒与讷亲同是椒房贵戚,却不敢居功自傲。在平金川后,乾隆帝赏赐他四团补服,傅恒疏辞再三。傅恒不仅对皇帝恭谦,对同僚、下属也从无骄横之气。这一点比讷亲好。傅恒如此谨慎小心也偶会引起乾隆帝的不满。据《啸亭杂录》所记: 一日上朝,傅恒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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