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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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四月，京师“雨泽愆期”，就是说该下雨的时候没下雨。雍正帝“虔加修省，推求政事之得失而不得其由”，遂施恩将革职降级留任及罚俸停升之案一概宽免。八月，京师又剧烈地震，雍正帝承认这次地震“非臣工之咎，其过实在朕躬”，并说： 春夏以来，因躬政违和，“勤政敬事之心实不及平时”。
今人大概不太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搞这一套迷信玩意。对于迷信的起源不清楚，就可能误读历史。所以有必要把迷信的根源讲清楚。
儒家思想有“天人感应”的观念，尤其是汉朝，儒生们把灾异和符瑞现象比附于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或希望。董仲舒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在一篇“对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观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君主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好像很迷信，好像是上天只爱皇帝。其实不然，这话无非是说，皇帝是天子，既然他的权力是天赋的，就要受天的约束——不受臣民的约束，总要受天的约束吧。天不是纵容君主，而是制止他作乱。
天子制约臣民，天子受上天制约；而“民视自我天视，民听自我天听”（《尚书》）。民也就间接地制约了君。三者的关系，虽然不是明确的“三权分立”，但也多少有点相互制约的意思。可惜这种制约只是儒家的一种观念，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天子也要受到制约的思想，儒家毕竟是有的。
对于君主制的批判，并非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发明。根据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观念，有阳必有阴，有阴必有阳，可以肯定地说，在君主制产生的同时，就必然产生对君主制的否定观念。《左传》襄公十四年曰：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上天非常爱民，岂有使君主一人肆行于民众之上，为所欲为的道理，必然不是如此。
这种对于君主的否定观念在政治制度方面并非没有体现，宰相摄政的现象一直不断，但只能在君主未成年时期。它的本质是贤明政治，其积极意义常常被扭曲。西汉儒家提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学说，是对治君主昏庸的药方，但是医生（儒生）没有权力使君主服药。请看谷永说得何其尖锐：
臣闻上天生育民众，不能相治，为之立王者以统理之，统御四海之制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黑、白、赤），列三正（正朔），去除无道，开显有德，不私（君主）一姓。显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道理。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草木）。籍税取之于民，不超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越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与气候配合顺理有效，五行征候时序不乱，百姓寿考（年高），百草繁滋，符瑞并降，以昭示保佑天下。（若君主）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人（后妃）之言是从，诛逐仁义之贤臣，离散亲骨肉，群小（奸臣）用事，严峻酷刑沉重赋税，使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罪咎征兆显著，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并现，彗星耀光，饥馑连年，人命短折，万物夭伤。（如君主）终不改悔醒寤，恶洽灾变，（上天）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之君）。诗云： “乃眷西顾，此惟予宅”。（上天见殷纣王为恶，乃眷顾殷西面的周文王之德，把天子的宅居赋予他）。去除恶者夺取弱者，迁命于贤圣，天地之长经（规律），百王之所同也。（《汉书》）
儒家主张以禅让和革命的方法，选择新的君主。禅让是和平的权力转移，是主动的退位；革命是以武力除去失德的暴君，两种形式都是天意的体现。国家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的合理性。《中庸》说：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说，孔子赞成尧舜的禅让与周文王、周武王的革命，认为这与自然界的变化是一致的，符合天意。“天人合一”也含有天意与民意合一的意思。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有间接民主制的思想，禅让与革命是制约天子的天意，民意是隐藏在天意背后的，这种力量是超现实的，但是符合自然规律，好像“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一样自然。这些民主思想往往通过“神道设教”来体现，而不能直接体现。
对此，君主当然不满意。做君主的往往故意把儒家“神道设教”中的间接民主或革命的思想歪曲和抹杀，只片面地强调“君权神授”的一面，把“神道设教”变为封建迷信。雍正帝的做法最具有典型意义。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异化的倾向，何况是皇帝故意将它扭曲，以为己用。“天人感应”有两个层面：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儒家强调后者，君主则强调前者。在君主的高压之下，儒学慢慢走了样，掺入了许多法家思想，出现了儒法合流的现象。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被君主制搞成了一堆乱麻。搞不懂，理不清这堆乱麻的人，把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和哲学观念都看得漆黑一团，干脆快刀斩乱麻，一锅端掉，全盘西化。
天人合一也有万物和谐的意思。万物莫不有情，有情者莫不相感，相感者莫不和谐。
佛学中也有类似天人感应的观念，雍正帝在搞“神道设教”时，杂糅了佛学观念与儒学观念。大家都知道，雍正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治国之道既有儒学也有佛学的观念，更杂糅了大量的法家思想。他不赞成儒学排斥异端，他说： “三教之道，原不过劝人为善，佛、道之设，其论虽无益于吏治，其理也无害于民生。至于勉善警恶亦有补于世教，何必互相排压，为此无容量（胸襟）之举。但此辈率多下愚，是不好的。朕认为敬重仙佛之礼不可轻忽。朕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每见读书士子多有作践佛、道者，治理学之人尤甚。朕意以为何必中国欲将此三途去二归一？不过互相徒增愁怒罢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一册，525~526页）三教的目的都是为了人心光明，迷信只是手段。他说： “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己性，端人品为务者。”“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云必昧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借口空门，潜藏奸宄，此则佛教之异端也。”即使他懂得迷信就是佛教之异端，然而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上，也很难不搞异端，他以祥瑞证明自己治术之高明，遇有天灾，多委过于臣民；他的死似乎也与吃道士的丹药有关，这些都是走火入魔。
康熙帝不信佛，但是能尊重佛教。雍正帝则颇信佛道，他搞“神道设教”只取儒佛于己有利的一面，这就不能不歪曲儒佛学说的原意。不过，他把自然灾害归之于贪官污吏的行为所招致，离题尚不算太远。
雍正帝自称： “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他认为，任何一种自然灾变都不是上天造成的，而是人类自身的罪愆，“阴怀悖逆”者必干天和，臣民“心怀怨望”必致灾异。他说： “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可逭乎？’”如果百姓对朝廷怀怨望之心，不能安分守法，必将引发灾变。反之，若国家感召天和，现祥瑞，必由民情之舒畅所致。
谷永认为，天灾的责任要由君主承担。他说：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消福降，忽然简慢，则咎罚不除。”雍正帝则认为，出现天灾的罪责，主要应由地方官员承当。雍正帝说： “凡地方水旱灾祲，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督抚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大恶之徒灭弃伦常，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异。”把谷永的观念与雍正帝的观念相比较，不难看出“神道设教”在君主手中已经异化了。正如给事中本来是“医朕的心病”的，经雍正帝一改革，变成“医朕的左右手”了。
雍正帝把儒家关于天人感应的学说，稍作修改，使之有利于皇帝。这种修改后的观念，与佛家的观念很相近。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众人造孽，天灾也频繁。如果皇帝要造孽，臣民不积极响应也是不可能的，臣民当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雍正六年，湖南秀才曾静反清案发，当时湘中正连年灾歉，雍正帝说： “数年来，朕以天人感应之理晓谕训导内外臣工及万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连岁中屡遭荒歉，朕以彼地人事推之，如奸民谢禄正等逞凶肆恶，潜蓄邪谋，又如前年仍被水灾，即有匪类多人乘机劫取米粮，扰害良善，近闻又有抢夺当铺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静、张熙等灭绝天良，性同枭獍。地方有此等逆天悖理之人，乖戾之气上通于天，以致旱涝不时，民人困厄，虽朝廷之政教频施，百司之职业无忝（失职），安能替代凶恶顽民祈祷天恩而宽其谴责乎？”又说： “逆天者岂能逃于天谴乎？如汪景奇、查嗣庭其明证也。”这样，雍正帝把他搞的文字狱也说成是替天行道了。
雍正五年，畿辅地区雨泽不均，保定举人苏庭请将本年待征钱粮缓征，雍正帝特降旨斥责： “小民之心，无时厌足，当收成偶歉之际，蒙朕多方赈恤，近年缓征。乃小民相习视为固然，迨及岁已丰熟，全不念租赋乃正常之供输，乃分内之事，仍思迁延侥幸，遂其私心，转觉纳课完粮为意外之事；相对辗转，志气不舒，遂致上干天和，甘雨不能应时而降，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小民“果能遵朕谕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则俯仰宽舒，心志畅适。古人云和气致祥，将见五风十雨，大有频书，断不忧水旱灾祲之为累矣”。他认为，老百姓老是希望朝廷免税，把正常的纳税当成分外之事，所以招致了自然灾害。
雍正帝还认为，民风奢侈也会上干天怒： “朕思米谷者，乃上天恩赐以养育万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爱天赐，随一时撙节，常留有余，崇俭去奢，谨身节用，则天心必垂默佑，雨赐应时，俾常享盈宁之福，若暴殄天物，轻弃五谷，不思稼穑之可宝，罔念农事之艰难，则必上干天怒，而水旱灾祲之事皆所不免，此从来天道人事断然不爽者。”
在以上三例中，雍正帝把天灾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奸民和小民了。不过，小民也是有很多毛病的，今日这种现象是愈演愈烈，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可以解释为首先是人心的污染，势所必然。所以单单发展科技是治不了污染的。制度就更不灵了。
雍正八年二月，吏治渐趋澄清，雍正帝乃降旨将雍正三年以前发现的应追缴钱粮酌情免追，而后京城附近“时雨未降”，他认为： “乃自降旨宽免亏欠人员之后，干风时作，必系此等贪戾之辈非惟不知感恩戴德，转以为何不于元年即行豁免，至今始降谕旨，蓄此贪昧之心，肆行怨望之所致也。”雍正帝的想像力是丰富的，或者也有所依据。“朕从前政治若果有未妥之处，何以数年雨赐及时，百谷顺成？总之，此等拖欠钱粮贪戾之辈，俱系伊侵盗国帑，剥削生民，获罪于上天者，或朕今日宽免此项有不符于上天之意乎？伊等不思戴恩，转生怨望，朕若执法根究，又将何如？将此传与八旗晓谕无知之辈，令其悛改，倘仍不改悔，朕自另有办理。”此旨颁发不久，天降大雨，“四郊沾足”，雍正帝说： “天人感应之道，呼吸可通，观此显然昭著之象，可敬可畏，至于如此。凡无知之人，益当悚惕修省，以凛天鉴。”
雍正帝认为，官员不实心为政，吏治废弛，天必降灾。若要感召天和，必须君臣上下共同努力，否则难免不招致灾异，他说： “所谓修人事，以感召天和，必须君民上下各尽其道，各尽心殚力以促其成，以为昭事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员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风易俗之念而民情士习不能革薄从忠，则偏而不全，不克成会极归极之盛，而欲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