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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君臣道-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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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涵养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如此之真知灼见去指导治理地方的工作,自然会收到实际成效了。如一切学问道德一样,理学(或称道学)也有真假之分,不能因为有假道学,就将真道学一概否定,如果那样,清官现象就解释不清了。有人贬低清官,自以为是透彻,其实是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蔑视,从哲学角度说就是不懂得时间和空间为何物,一锅糊涂粥。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某位钦差大人对张伯行为民请命的精神很不以为然,硬说他“狂妄自矜”,将他革职,关押在镇江城隍庙中。张伯行不以为意,处之坦然,日日读书自娱,又为侄儿讲解经典,著书立说。在回京路上,张伯行所到之处,士民焚香而拜,挥泪相送,络绎不绝。回京后,钦差大臣向皇上告张伯行“拒不认罪”,康熙帝说,“他原无罪可认”,仍予以重用。先命他在南书房任职,后又调任总督仓场侍郎,数年后又任户部右侍郎兼仓场总督。他把仓场官吏贪污舞弊的行为揭发出来,受到康熙帝的赞扬,说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介然自处,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大臣豪吏,始终以不结党自律。同时,他又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保举了一批学问醇正、志操洁清的官吏,如陈鹏年、焦映汉、臧大受、李发甲、余正健和陈瑸等人,皆为国家有用之才。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河道开阔,水流缓慢,因泥沙沉积使河床高于地面,形成“地上河”,每遇雨季,往往泛滥成灾。尤其在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灾情最为严重。因为黄强淮弱,黄水灌入淮水,再涌入运河,至使漕运受阻,影响北京的粮食供应。每年,朝廷都须由江南调运四百万担的粮食进京,以供八旗军消费。康熙帝亲政之后,便把平定三藩、治理黄河和疏通漕运这三件大事,写在宫中的柱子上,天天提醒自己,这是国事的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

  治理黄河,历朝历代都是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没得力的治河大臣。正如张伯行所说,治河无功,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妄行己私,变乱成规。因为面对自然现象,不像面对百姓那样,可以滥用高压手段去“治理”,河水滚滚东流,它可不怕杀头,故此一般头脑简单的治河官僚,面对河患都是束手无策,不过是借机会发发国难财而已。

  中国历史上,治河最见成效的时期,要数清朝初年,而康熙朝所以治河大有成绩,在于康熙帝十分敬重清官。最能体现清官聪明才智的事业,乃是“天人合一”治河的事业。清官所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而已,既不必好大喜功,也不可化公为私。历任河道总督,做事极不认真,却要谎报功绩,贪污治河经费。河臣乃是肥缺,在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的时候,选任清官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康熙帝经过慎重考察,决定起用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1633~1692),字紫垣,辽阳(今辽宁)人,汉军镶黄旗。康熙初年任内阁学士,十年(1671年)任安徽巡抚,政绩卓著,加兵部尚书衔,升河道总督。靳辅上任之后,立即开始考察,为期两个多月,走遍黄、淮、运河干道,然后总结经验写成《河道败坏已极疏》、《经理河工八疏》,进呈康熙帝,提出五项工程,得到康熙帝的同意。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各工程陆续开工。靳辅亲自率领治河官员六十多人,食宿在黄、淮河边,栉风沐雨,不辞辛苦。他很善于学习,无论是幕僚还是缙绅兵民以及工匠杂役,只要有一言可取之处,莫不虚心采纳。他还仔细研究了历代治河经验,认为明朝潘季驯的“筑堤束水刷沙法”,很是可取,便实施采用。本来,沿河百姓就有集资集力共同治河的传统,可是各处都是仅治家乡这一段,有些地方无人治理。又或者由于财力有限,治理效果不佳。然而,一旦由国家治理,地方百姓就依赖国家,不再主动参加。所以治河官吏就强征民伕,弄得河工弊端百出。其实花钱雇工就是了,但官吏们认为征调民伕可以为国家省钱。

  靳辅的幕客陈潢是他治河的主要助手。陈潢(1637~1688),字天一,浙江钱塘人。有奇才,无奈时运不济,困于科场,很不得志。流落在邯郸,游览古迹,题壁赋诗,抒发郁闷。有一次,靳辅因公事路过邯郸,见到陈潢的题壁诗,大为叹异,寻访得之,二人结下深厚友谊。靳辅敬佩他的才学,将他聘为幕客。从此,陈潢为靳辅出谋划策,办了不少大事。此番治水,靳辅见河道败坏不堪,曾有疑虑。陈潢却认为这正可以有所作为,他鼓励靳辅说,非盘根错节不足以试利器。他的一番话大大增强了靳辅的信心。 陈潢日夜奔走在黄、淮、运工地上,心力交瘁,治河官员深为感动,对他尊敬有加,将其视为师长。

  靳辅将黄河下游河道疏浚三百里,以所挖泥土加固堤坝,在临水面修坦坡,以减消水流冲击;并根据大臣冀如锡、伊桑阿的提议,在两岸广植柳树,疏浚湖泊;并设闸渠与河相通,以便于蓄洪;又把淮河、运河疏通改造,同时高筑分水岭,以利于分洪;修建水坝以备洪期泄流,等等。

  经过三年的努力,黄、淮、运河的治理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黄河上游暴雨成灾,两次洪水又将河道冲坏多处,靳辅一面组织人力堵塞,一面上书自责,请求处分。

  康熙帝派大臣伊桑阿、崔维雅等人前往黄河两岸验看堤工。他们对靳辅的治河功绩视而不见,多方挑剔。崔维雅上书将靳辅治河功绩全部否定,还向皇上建议撤换靳辅。工部尚书萨穆哈又提出让靳辅“赔修”。康熙帝不同意,靳辅是清官,哪里有钱赔修?相互拆台,挖墙脚,是封建社会官场中最常见的现象,防不胜防,如果皇帝又从中推波助澜,清官办事就更难了。所以孔子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康熙帝算是一个明君,对小人君子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君主对臣工们永远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小人亲、君子远的官场环境。多亏康熙帝对靳辅仍比较信任,他认为,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他虽将靳辅革职,但仍予以留用,只是“戴罪督修”限期完工。由此看来,历代河臣大多治河无功,主观原因是官场环境使然。坏也惩罚,好也惩罚,总是受到干扰,干脆就玩忽职守了,这一点,再看靳辅往后的遭遇就清楚了。

  靳辅指挥民工,塞决口,筑堤坝,又经过一年苦干,除了海口工程尚未完成外,各项工程多已完工,黄河归于故道。靳辅又在宿迁清河挖一运河,以保漕运畅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康熙帝恢复靳辅河道总督职。次年,内阁学士席柱从广东回京,路过黄河,顺便拜访靳辅,视察河工。回京复命时,康熙帝问他河道情况,席柱说: “曾见靳辅容颜憔悴,河道颇好,漕运无阻。”康熙帝自慰当初没有换掉靳辅,使其能够继续完成河工,不由感慨系之。治国、治水恰如治病,良医治病,治其根本,其效平缓;庸医治病,因病治病,务求速效,饮鸩止渴,在所不惜。治国与治水,只宜求稳步发展,慢慢地收良性循环之功,不必贪短期效益之利。好大喜功,必致偾事,古今一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吴三桂之乱已经平定,台湾也已收复,靳辅治河已经七年,效果如何,康熙帝要亲眼一见。十月,开始第一次南巡(后来又有五次)。康熙帝至江苏宿迁、桃源县等地视察治河工程,慰问治河臣民,康熙帝告诫官员们不要侵夺工程费用(这几乎已成惯例,所以特别提醒),又视察了天妃闸工程,与靳辅讨论了治河方略。康熙帝对他的水利知识大为赞赏,问: “治河方略都是你一人谋画,或是另有博古通今之人?”

  靳辅答: “臣的幕友陈潢先生是位奇才,臣治河措施,皆陈潢所赞画。”

  康熙帝立即将陈潢召来一见,对他印象颇佳,破例赐坐。不久就授他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道官衔。康熙帝返京之前,又召靳辅入帐,褒扬了他的治河功绩,并赐以亲笔所书《阅河堤诗》。

  靳辅又进京奏报须及时抢修的一批工程,请皇上转户部审批。康熙帝下谕: “河工紧要,须及时速修方有裨益,若此等事必待题明议复以后,始行修治,就要贻误工程,以后岁修、急修,河工钱粮即行支取,手续年终再行奏销,始于河工无误。”靳辅凡事先请示后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无论如何勤勉廉洁,也会有人说三道四。皇帝又喜欢怀疑能臣自专,这就为靳辅治河造成了种种障碍。

  崔维雅显然就是张伯行所说的那种妄行己私、变乱成规的不学无术之人。他视察河工之后,写出了《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进呈康熙帝。崔维雅全盘否定了靳辅的治河功绩,他建议拆毁全部治河工程,重新再修。康熙帝也提出了挑浚黄河入海口的方案。靳辅据理力争,带动明珠等重臣也反对挑浚河口,康熙帝见自己的建议受阻,很不高兴。

  于是,康熙帝将治口工程交给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习惯称“小于成龙”,不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去办。于成龙赞成挑浚海口,导黄入海。靳辅坚决反对,理由是河口低于海平面数尺,一旦挖开海口,海水势必倒灌,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筑河堤,束水注海。

  在朝堂之上,二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于成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靳辅认为下河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则会引潮水内侵,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下河外筑长堤,束水注海,则下河不浚自治。由于两议相持不下,诏命下廷臣会议。在廷议中,支持靳辅者为多,大学士九卿俱从之,惟有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少数人赞成于成龙之议,许多大臣都赞成靳辅的方案。满大学士明珠说: “前靳辅、于成龙两人互相执论,以下河不修,则高家堰一工亦可停止,此不过一时争胜,故发此论。究竟高家堰所关非小,虽不大兴工役,亦当稍加帮修。”汉大学士王熙说: “高家堰关系南河一带及淮扬等处,此工诚不可停。”连康熙本人也认为: “高家堰所关紧要,向立此堰以为堤防,设意甚善。朕意以为此工似不可停。”(《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对于下河的治理,康熙帝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大学士们多支持靳辅的筑堤束水之议,暂时无法否定靳辅之策,然而康熙帝是倾向于成龙方案的。靳辅又提出了下河屯田提案,建议将治河得到土地招民垦殖,此事最终使靳辅丢官落职。

  这本来只是技术问题,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人类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我之争。自以为是、死不认错的态度是人性之痼疾,任何意见分歧与斗争说到底就是要证明,是我对而你不对,权力越大就越占优势,权力之争就成为势所必然。官场中的斗争所谓复杂激烈,归根到底,也无非是“我对,你不对”这点儿事。人类的一切意见分歧都有可能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古人要强调“自省”的功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敢于认错而少犯错误,二是受到委屈冤枉时也能心平气和。要避免矛盾激化,只有修身养性一途,制度问题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对治人性的痼疾。

  治河方略的君臣斗争一开始只是隐形的。康熙帝毕竟是有修身功夫的皇帝,愿意多方听取意见,只是潜意识中还是愿意听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意见。在经筵讲官进讲时,康熙帝向江南籍日讲官征询意见,侍讲乔莱力请用于成龙之策。康熙帝说: “乡官议如此,不知民意如何?”康熙帝能如此注重民意,实在难得。他又命工部尚书萨穆哈与学士穆称额赴江南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考察民意。但萨穆哈调查的结果却是诸州县民意见参差不一,再令每州县派出十位通晓事体之人集于淮安询问,他们都说不便挑浚海口。于是,萨穆哈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回奏时疏请两议并罢: “详问居民,他们说,从于成龙之议,则积水难施工力,从靳辅之议,则水中也难于取土,请一并暂停。”(《清史列传》,卷一○,《萨穆哈传》)萨穆哈、穆称额去淮扬征询疏浚海口意见时,淮扬道高成美陪同,康熙帝便怀疑高成美反对挑浚海口,从中作梗。康熙帝以“高成美居官未有善绩”、保举人吏部侍郎胡简敬是“本地乡绅”两条理由,命将高、胡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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