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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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向敌人阵地发射了30枚窒息型毒气弹。见北村伊助笔供（1954年7月20日），（1）—119—352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8页。
1941年6月29日，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经检验判明，日军使用的是糜烂型芥子气和窒息型（碳酰氯）与喷嚏型混合剂的毒气弹”。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致何应钦电（1941年6月29日），（2）—773—872，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00页。
虽然我不清楚车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么病症，但从症状来看，当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气的感染，因为混合型毒气造成的后果大体与当地受害者的症状基本相似。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日文传单之谜
据高杖子的村民说，日本飞机飞抵这里时曾撒下了日文传单。当时村里没有日军驻扎，而且来的也不是中国飞机，很显然日本飞机并不是冲着日军来的。那么向不懂日文的中国百姓空撒传单，其目的又何在呢？我认为这又是一种新的细菌试验。
据从承德陆军医院去七三一部队工作的上田弥太郎在1954年9月3日的供词中讲：
“在此期间内，我充当小林信的助手也参加了细菌传单的研制工作。做法是用混入细菌的墨汁来书写传单，以此来测试细菌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和细菌的生存数量。在三个月里，我这个助手干的就是制造细菌传单的工作，目的就是使之成为细菌战的一环。引自上田弥太郎笔供（1954年9月3日），（1）—119—2，851，第6号，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220页。
我认为，向高杖子村撒细菌传单也是日军的一种山地试验吧。那么村民们吃了田里的蔬菜后肯定会得病的。但污染蔬菜的又是何种细菌呢？这将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细菌弹之谜
我在承德市采访了赵锡廷先生。赵在年轻时曾担任黑河、车河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财粮助理。据他讲，日本飞机来时曾投下了装有苍蝇和蚊子的瓦罐。所谓“瓦罐”就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容器。
前文中提到的张希阁先生，如今是承德市的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务工作者。1949年建昌突发了鼠疫，患病者达2800多人。他为此从哈尔滨调到了赤峰。据张先生讲，此后他也听过1945年3～4月期间，日军飞机在五指山一带投放了细菌弹，若干年后当地还有流行病发生的事。接到报告后，政府便组织人力前去调查，发现当地人患的病服药后就痊愈了，可能不是细菌弹所导致的病因吧。听当地人说，日军飞机投下的瓦罐摔碎后飞出了苍蝇和蚊子。但实地调查时也没发现瓦罐碎片之类的东西，而且也没听说当年的在山里的八路军和百姓为此患病的事。从当时的调查来看，村民们都是听别人传说的，没人见过瓦罐落下的现场。不过张先生也说，这件事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才行。
然而据赵锡廷讲，他当年确实看到过这种瓦罐。赵说，瓦罐若采用硅藻土烧制的话，它就具有慢慢分解能力。何况日军飞机投掷的地点又是深山老林之中，且又经过了4～5年之久，当然很难再找到瓦罐碎片的痕迹。这也说明，石井部队当年在研制瓦罐材料上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原承德专署副专员赵锡廷在采访张希阁先生时，他也谈到了七三一部队。据张讲，他所在的哈尔滨陆军医院学校离七三一部队很近，但双方却从不往来。该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全然不知。只知道学校的铃木三太郎教授与防疫给水部进行过单独联系。1945年8月27日，日军自行破坏了七三一部队的驻地，“咣、咣”的巨大响声不断地从那里传来。张先生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
以上是我在兴隆采访到的“特运处理”、活体解剖、细菌试验、毒气试验以及气球炸弹等方面的真实记录。不可否认，日军的上述种种罪行都与七三一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所谓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指挥官的一声号令之下，全线展开了排山倒海似的战争场面。其实它只是战争中的一部分，是由那些打着试验为名暗藏于各部队中的一个兵种来完成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影子部队”在浙赣战场上投放了鼠疫病菌，在山东作战中撒放了霍乱病菌，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毒气试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人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法官：你在叙述满洲实施的生化武器试验中使用了“材料来源方便”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
被告川岛清：这里所说的方便，就是指满洲的试验犯人非常充足。
末章反思兴隆悲剧
日伪时期兴隆县南土门杀人场
长城线南北
兴隆县原属于河北省管辖，此后1933年的热河作战中，关东军用武力强行将该县划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将长城划定为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1937年后，日本又以长城为界，将北侧划为关东军的占领区，南侧划为华北派遣军的管辖区，由此，长城南北两侧的无人区状况也不尽相同。此外，中国人将长城南侧又俗称为关内。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马兰峪村“人圈”遗址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集中115个团（团=日军的联队）约40万兵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沿线对日军展开了全面作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作战期间，八路军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的日本警备队，同时还使井陉煤矿陷于瘫痪，此举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夏季，华北派遣军在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同时，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彻底的毁灭性作战。而冀东作战（1942年4—6月、8—9月、9—10月）则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指挥此次作战的是华北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少将。
完成对鲁家峪的扫荡后，铃木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会晤中又向冈村征求意见说，他已提出了一个为期20天、制造一条4公里宽的“无人区计划”，并说此计划将于8月开始实施。计划实施后，铃木还同原田师团长一起乘飞机视察了无人区地带。当从空中发现被烧焦的土地上还有缕缕上升的炊烟时，便一一标记在地图上，然后再命令联队长对此进一步清剿。据铃木交代：“联队长每天都按图索骥，严格执行着清剿计划。凡残留的民房一律烧毁，凡反抗者一律杀掉，此外还将那些被捕的农民押送到伪满洲国去做苦役”（摘自中归联编《侵略》中的“无人区地带”一文）。
徐宝志另外在“无人区”外围，日军还强迫百姓挖掘了封锁沟（宽6米、深4米），修筑了封锁墙（宽1米、高2米的石墙）。
河北省内没有“人圈”，日军在此实施的是彻底的“三光”政策。但马兰峪的“人圈”则属例外，这是因为从马兰峪越过长城便可进入兴隆县，且当地又有满洲皇帝溥仪的先辈陵墓，所以关东军就将马兰峪划为了伪满洲国版图之内。当地老人徐宝志（81岁）带我们参观了当年“人圈”的遗迹。
潘家峪惨案
潘瑞俭本多胜一的《日军在中国》一书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披露了1941年1月25日，日军烧毁整个村庄、屠杀村民1237人的潘家峪惨案经过。当时，村民们被赶进一座地主大院后，日军便开始用机枪进行疯狂地扫射……如今村里仍保存着这座被烧毁的建筑。我发现断壁残垣的瓦砾中，一丛丛枯草随风摇曳。另外村里还保留着一处夹道式的建筑。据村民介绍，当时有200多个孩子逃到了这里，但他们还是没有躲过日军的追杀……
惨案发生后赶来的八路军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看到照片中那些被烧焦了的孩子们的尸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如今不远处的山坡上已修建了一座立有纪念碑的墓地，同时村里还建有阶级教育纪念馆。据介绍，惨案发生后幸存下来的36名伤者和当时不在村里的共有276人，是他们又承担起了再建村子的任务。此后有22人参加了八路军，同时村里还自发成立了复仇团，大人们都是复团的民兵，他们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66岁的潘瑞俭一边带我参观那座地主大院的遗址，一边介绍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我12岁，日军扫射前我已躲进了猪圈里的小窝篷。开枪后日军先用苞米叶点着了整个大院，最后又进院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当一个年轻的日本兵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想这下全完了。岂知他大声地向长官报告说：‘全死啦！’如今我之所以能活了下来，还多亏了那位年轻的日本兵啊！”他认为日本兵里也有好人。至今，潘瑞俭仍无法忘却双方目光相遇的那一紧张瞬间。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潘家戴庄惨案
周树恩与他全身被烧的伤痕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有个掩埋1028具死难者尸体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证之一。
82岁的幸存者周树恩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他30岁。12月5日拂晓，约250人的日军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日军将村民赶进地主的大院后，便追问起了八路军的去向。只要有人说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顿木棒的毒打。问了一圈无结果时，日军当场就杀了3个村民。随后又从人群里拉出16个年轻人，让他们在广场上挖了一个掩埋日军两匹战马的大坑。先在坑底垫上3条棉被，将战马安放后又在上面盖了3条棉被，接着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后又让这16个人在别处挖了一条长30米、宽2米、深2米的壕沟。挖好后就把村民们赶进沟里活埋了。那16个人干完活后，日本兵喊着“你们也下去”！说着便用刺刀逼着这些人跳下了沟，也给活埋了。随后，日军又将干草扔到沟里放火烧，边烧边来回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
据周树恩讲，他被推进沟后，看到两个日本兵走过来冲着他喊：“这家伙还活着呐！”说着就将点燃的干草和一把铁锹狠狠地扔了过来，他用手挡了一下才没被铁锹砍中。据周讲，他之所能活下来，皆因埋他的地方都是冻土，火烧后冻土溶化，只埋了他的下半身。但后来他的头部又被什么东西击中，便昏死了过去。当他再次苏醒后发现，日军又在前面挖了一个4米见方的大坑，他们把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妇女们都推到坑里活埋后，再用火烧。孩子们也被日军接二连三地摔到碾子上，脑浆迸裂，连内藏都飞了出来。此外，他还亲眼看到那些被活埋的妇女中就有自己的妻子。
日军撤走后他开始自救。当时下半身及鞋子、裤子都被深深地埋在土里，他就使劲儿地活动身体，最后好不容易才将下半身拔了出来。他连走带爬地行了65公里，总算是进了妻子的娘家门。所幸的是，不满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被祖母带走了，这才躲过了当天的一难。不幸的是，儿子无奶水喂养最后也死掉了，而周树恩的手抬不起来，皮肉也发生了溃烂现象，只好整日躺在炕上。直到1943年春，他才能拄着棍慢慢地行走。
当地的八路军司令员李运昌闻讯后，立即派人给他们村送来钱、粮食及衣物，同时还派人帮助村民们种上了地。但李司令员给他们村送来了16匹马大家没敢接受，怕的是又被日军抢走。当年潘家戴庄的人口约1700人，惨案之后至1953年，仍差10人未恢复到原来的人口数。周树恩说完还让我观看了他上身被火烧后留下的伤疤。据他讲当年的幸存者中，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他一人了。
1956年的沈阳军事法庭上，周树恩对潘家戴庄的惨案做了证言。他指证是铃木启久派出的第一联队的骑兵队制造了血腥屠杀的潘家戴庄惨案。
以上就是日军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开展无人区的肃正状况。它的特点是猝不及防，突然袭击，一天内就结束局部的清剿扫荡任务。而所到之处的房屋、人及家畜一个也不留。
长城之北为伪满洲国。日本人在这里对外标榜的是“五族协合、王道乐土”。因此，尽管关东军也采用“三光”政策来制造无人区，但公开屠杀“国民”的政策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为此，日本人制造的“民匪分离”式的集团部落（集家并屯）便应运而生。现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状况列表如下：《集体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