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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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答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狗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捆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施以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个招供的。
敌人红了眼，拿出了“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下之后又松一松，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这样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这阵势，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
见证人的叙述是活生生的事实，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的区长王佐民便来楸木林看望村民。这样一来，村民们纷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据白恩培讲，当时被捕的共99人。另外，《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一书中，也记载着：楸木林原有80户村民，99人被捕，38人被日军杀害。另据《楸木林民众回忆录》中记载：白恩培的兄长白景舒是从兴隆被释放回来的。据他讲，日军把给八路军送3斤以上粮食的村民都给杀了，3斤以下的就释放了。被释放的共3人，其中就有白瑞林的儿子白贵朝。白贵朝亲眼目睹了其父白瑞林惨遭日寇杀害的场面，而白江朝则是从其父白贵朝那里听说祖父白瑞林惨死经过的。
一般认为，村的户数多少与是否是自然村或是行政村有关。至于被捕者人数上的差异，也是常理之事。当白恩朝等44人被捕后，或许敌人又抓走了一些人。至于谁被抓或谁被害，只要村里活着的人将数字凑到一起就准确了，一个人记忆可能会有偏差。我从佟先生那里了解到，兴隆县党史办公室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统计人数的。因此我认为，被捕者是99人这个数字较为合理。
潮河行——“人圈”的生活
兴隆县城以西有个叫前苇塘的村镇，而潮河则发源于前苇塘以北的深山之中。潮河从这里一路向西，经过小关门长城后，在密云汇成大河。另外，经滦平南下而来的潮河主流，与流经张家口地区赤城县城南下，尔后向东去的白河在密云水库汇合，并再汇集其他支流形成潮白河及新潮白河，最后经天津东部进入渤海湾。中国的河流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从其发源地开始，它总是在想不到的地方与想不到的河流相汇合。
流经兴隆县的潮河边上，有二道河村和三道河村。这里所称的二道或三道，其实是指潮河第二个拐弯和第三个拐弯处的意思。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潵河边上也有个叫做三道河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五道河
五道河是从南边狗背岭流过来的潮河支流汇合之地。当年这里也设置过“人圈”，关的都是狗背岭一带山区的村民。
谢金山今年84岁，满族。当年，他从马兰峪迁移到兴隆县。在马兰峪时，因为没有土地生活贫困，便于1920年来到兴隆县北火道村，后又于1932年转到五道河来。他从13岁时起开始喂猪，14岁半放羊，到17岁后便一直给地主做长工，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他是个和蔼善良的老人，常年的人生磨难，使他的性格变得谨小慎微。
郭玉成（75岁）、谢金山（84岁）、周德广（村民组长）的口述：
郭玉成（左）、周德广谢金山日军是在1942年2月10日开始划定“无人区”的。原先，五道河村共有15户计100多口人。当山里的村民被迁到这里后，就变成了60户计400多人的村子。外来户共45户300多口人。干的都是农活儿，另外还得出劳役，为讨伐队运物资。这里规定是太阳出来就外出干农活儿，太阳落山才回村，一到夜晚村大门就紧闭不开。日本人允许这里耕作农活儿。
所谓“无人区”是统称，其实它包括三种形式：即禁居住禁耕作地带、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和“人圈”。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在禁居住禁耕作地带和“人圈”之间，有3公里左右宽。
村里所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日本人，然后再从他们那里领取配给。但因配给通过中间几个环节的层层盘剥，最后分到村民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粮食配给是每人每天7两（合350克），老人是3两（合150克），大都是红高粱。不足部分只得采野菜和野果来充饥。由于总吃这些东西，人的身上就浮肿。1943年闹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了30多人，都是吐血后就咽气了。
大搜捕时从本村里抓走七八个人（一一列出人名），全都被送到北票下煤矿去了。外村来的就地杀了7人。另外，饿死了20多人，冻死了七八个人，主要是王绍清的妻子和孩子。
住的是草盖的马架子窝铺，地方不大却住着三代人，也没厕所。
布的配给是按粮食上交量来决定，平均下来5口人之家所配给的布，还不够一个人穿的。冬天没有棉花，人们只好捞河藻晾干后，用它来做棉衣挡寒。每家只有一条裤子，哪家有一身衣服就算顶好的人家了。
食盐每月每人3两（合150克），火柴每户（5人）3盒。
当年，郭玉成家是7口人，谢金山家是3口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六道河
六道河是六道河乡行政中心。
刘继忠（６９岁）、殷淑珍（75岁）、潘明怀（69岁）的口述：
刘继忠殷淑珍潘明怀这里是1941年前后开始在北山建“人圈”的。那天警察来了，边大声喊着“搬家，快搬家”！边驱赶着人们，接着便从村头放起火来了。
六道河“人圈”是在1942年春天建成的。共30户100多口人。这里驻扎着日军的山下大队，也驻有宪兵队，还有派出所和村公署，也是实行配给制。
根据刘继忠的口述，佟同志画了张“人圈”图。为了加强城墙的厚度，砌了一些墙垛，低的地方叫垛口。因为里边驻扎着日军，所以城墙的质量很好，四周有炮楼。六道河“人圈”的特点是，各种机构多而居民较少。
居民没住房，都是搭马架子或窝铺来住。火柴是每月一户一盒，没火柴时，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两顿稀粥，女人只喝一顿。
六道河人圈示意图殷家原是专干农活的，可日本人不让种庄稼，并放马出来把她家的苞米地啃光了。她家人去撵马，却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后来，日本人干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这样一来粮食彻底没来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顿稀粥，肚中无食无力干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树皮来充饥。能配给上高粱就算不错了，哪有什么苞米和小米啊。
配给的布是用大豆壳造的，一穿就破开了，不结实。就这布每人一年也只给这么一块（约五六十公分长）。没办法儿，男人只好整天光着身子出来进去。没通行证和证明信不得外出，若丢了这些证件，配给也就不给了。
你问日军杀了多少人呀？仅在“人圈”里，日本山下大队一次就杀了100多口人呐！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百姓，其余的大都是押到兴隆的南土门去枪杀。这种事不稀奇，常有。唉！我们村上就有一个人被杀。
1943年这里闹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浑身浮肿，鼻口出血而死的。
外来的只有7户，多数是妇女。日军经常侮辱妇女，一看到被抓来的那些怀孕妇女，就凑上前来指着人家肚子戏弄地说：“喂，这里什么的有？”气得当婆婆的净撵他们。到处都有强奸妇女的事呀！日本兵喝醉了后，便到这里来，拉上妇女就走。
后来，日军撤走了，伪军又开了进来。
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二道河
李秀起（右）、杨长兰夫妇当年，兴隆县最西部的“人圈”就设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长城。趟过潮河进入小关门长城，就是密云县。如今，这里柏油路很宽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领着我们参观了当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遗址，据说这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处“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劳动模范，1963年和1964年曾受过表彰。
李秀起（78岁）、杨长兰（71岁，李之妻）的口述：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长的一段墙了。当时墙高3米，宽1米。“人圈”东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门和北门，都是二层的门楼。四周有炮楼，用于警戒。除警察之外，村民也必须去站岗。
“人圈”是1942年开始修建，1943年完工后便住进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后，陆续地从小关门、黄门子、偏道沟和庙梁迁来了40户。这样一来，“人圈”里就变成50多户130多口人了。我是从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强迫迁到这里的，没房子只得搭个马架子窝铺住着。
二道河“人圈”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防卫所，里面有所长和几名警察，没日本人。长城上设有警防所，住着20几个人的讨伐队。他们是从1942年起开始设防的，一直驻守到1945年夏季。先后在那里驻防的有刘其昌讨伐队、程斌讨伐队和宋庆讨伐队，其中也有几个日本兵。大部分日军都驻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长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里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场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惨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轻姑娘死后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惨啦！……
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3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3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这一带曾发生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