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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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承德宪兵队的资料如果说水泉沟“万人坑”受害者究竟有多少搞不清的话，那么制造这一惨案的元凶之一是日军驻承德宪兵队，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在有关宪兵队的众多资料中，中方让我看了一份证明该宪兵队当年活动的资料。执笔者是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木村（原材料具实名，考虑到本人的名誉，特删名留姓）。收容后，他写下了这份检举书和自供状。因此资料尚未对外公开，陈平先生也只是弄到一份复印件。现摘录如下：　　　　
　　　　“木村××，鸟取县人，192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不久入伍。1942年第二次出征中国大陆时，就任关东军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大尉），一直任职至1944年9月，后转任第三特别警备队队副（少校），不久日军战败投降。1945年8月17日于辽宁省横道河子被苏联军队逮捕。”　　　　
　　　　以上简历出自中国方面的检举材料和木村本人的自供书。中国检察机关的起诉事实，主要是根据木村在任特高课长时期所犯的罪行。木村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以上的综合意见书，翻译已用日语读给我听了。这里所载之事实，是我在侵略中国期间所犯的罪行。这些材料是我被讯问时亲自供述过的，并且对此的一切证据我直接看过，或经翻译用日语读给我听了，我确认这些罪行都是事实。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国人民认罪。我已在这个意见书的每一页上都签了名。”　　　　
　　　　被告人：木村××（签名）　　　　
　　　　1954年12月17日于抚顺　　　　
　　　　附木村宪兵队特高课长的自供书（口述记录，有影印原稿）。　　　　
　　　　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的认罪记录　　　　
　　　　以上的文件是木村本人所写的手书，有汉语译文，并写有“于抚顺”的地名。木村在其口述中说是受宪兵队安藤队长的命令所为，但最终还是果断地承担了全部罪责。从审判记录的时间来看，是1954年5月至1956年6月，但是最终判决的时间则不清楚。　　　　
　　　　笔者在天津遇到过一位中国老人，他曾参与过当年有关抚顺战犯收容所的审理工作。据他说，政府对原满洲皇帝溥仪及其弟弟等的收监者都进行过政治教育改造，可他却不记得有个叫木村的人。据说，管理收容的都是罪行较重的犯人，但经政治教育后可以释放。　　　　
　　　　看来，被中国方面所摘引的木村综合意见书中，对木村个人的罪状论述也不止于此，因为对当时承德宪兵队所作所为的具体内容仅显示了一部分，兹将全文译载（但姓名仍以××隐讳）如下。《木村××审理综合意见书》　　　　
　　　　（前略）　　　　
　　　　经侦讯结果，根据供认与调查证实，其在对我国侵略期间，所犯罪行如下：　　　　
　　　　一、策划、命令和参与指挥，大肆逮捕屠杀我抗日志士及和平居民。　　　　
　　　　该犯于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期间，指挥其部下在我热河省的承德县、青龙县、滦平县及河北省的密云县、迁安县等地方，逮捕村镇干部、和平居民2882人（不包括滦平地区的统计），用法西斯手段，对这些人进行了种种迫害，使用了拷问、殴打、吊打、灌凉水、灌汽油、电休克等酷刑。在严刑拷问下，杀害了1100余人，在监禁中死了48人。其中喜峰口宪兵分队在宽城一次就杀了80人。承德宪兵分队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一次就杀了100余人。更为残忍的是，将青龙县九虎岭村的赵相阁活活剜眼挖心，令其当场死去。其它的经伪法院判决后被强制送往东北的阜新、北票、安东等地做劳工，其人数为700余人。另外，1945年该犯在勃力县任宪兵分队长时，逮捕我抗日地下工作人员7人，根据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的命令，将其中两名送至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作为实验品而被杀害。　　　　
　　　　二、参与策划造成无人地区会议，并命令部下执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罪。　　　　
　　　　该犯于1943年6月以特高课长身份，参加了西南地区防卫军植山大佐召集的造成无人地区会议。会议决定在热河省国境线地区实行“集家并村”。会后该犯执行了宪兵队长安藤次郎之命令，命令其管辖下的各宪兵分队执行了“集家并村”的罪恶活动，惨无人道地强迫群众建造“人圈”，并将圈起来的群众设置警察岗哨加以看管。仅据青龙县九虎岭、石柱子、塌山、河西沟等村的统计，在“集家并村”期间被杀害的、病死的、饿死的村干部和一般老百姓就达300余人，其中有47户被杀绝了门户。烧毁民房600余间，拆毁民房200余间，抢走大牲畜100余头，羊300余只，猪150余头。其次将所谓“禁止居住区”的农作物全部毁坏。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在我热河省内所造成的残暴罪行是何等严重。　　　　
　　　　三、从事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以供日本侵略者镇压、屠杀人民罪。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3）

　　　　该犯在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兼对共产党调查班班长期间，积极地从事情报工作，采取各种手段大量窃取我党、政、军及抗日地下组织的情报、文件资料，以使日本侵略者对我热河抗日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该犯曾搜集了我党、政、军及地下组织的情报资料达370至400件之多，这些情报资料包括我党在热河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部门的组织机构、军事方面的作战计划、命令及我军在热河活动情况等。由于该犯提供的情报，致使我部队和机关人员经常遭受袭击、抓捕、杀害，实为残忍。为了搜集我方情报，该犯于1943年6月，组织利用平泉县、喀喇沁等地的家礼教（青、红帮）头子20名，并指示这些汉奸对我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及实行残酷镇压与统治。同时又于1943年6月参与决定对我热河省承德市人民的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又于1942年以该犯为首组织了特别思想工作班，利用李振山等5名汉奸作密探，伪装商人携带鸦片等物，潜入我抗日根据地窃取情报，致使我党在热河的工作遭受极大的损失。　　　　
　　　　四、奴役我国和平居民及逮捕镇压朝鲜、日本革命志士罪。　　　　
　　　　该犯由1939年3月至1945年期间，相继在我河北省邯郸和东北勃力，征用和平居民190人进行奴役劳动，并逮捕我和平居民两名送交宪兵队处理。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曾相继逮捕了两名朝鲜抗日志士，分别送交朝鲜伪总督府警察部和牡丹江检察厅处理。又于1944年8月逮捕1名日本共产党员，审讯后送交关东军宪兵队处理。　　　　
　　　　询问者：刘子明　　　　
　　　　书记员：林栢芳　　　　
　　　　翻译：田龙兴　　　　
　　　　1954年8月18日于抚顺　　　　
　　　　以上是“综合意见书”全文，后附木村的认罪态度及署名，日期是1954年12月17日。由此可知，从当年8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间，木村本人在仔细阅读了日文本的《综合意见书》后，终于具名认罪了。　　　　
　　　　承德“二·一”惨案更有甚者，在此《综合意见书》所列罪状以外，还有一份有关承德“二·一”惨案事件的材料，检察机关认为木村应对此负有完全责任。在意见书制定约二年后，即1956年6月14日又附上了该材料。　　　　
　　　　事件发生于1943年2月1日。由前一天晚上开始，日本宪兵队分三组待命，从深夜至拂晓，日本宪兵队和承德县警察讨伐队同时对县以下11个村（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应为14个村——主编校）进行了突袭逮捕。由木村直接指挥的宪兵第一组，将鹰手营子村的男子全部捕捉，押送至新杖子村，在此地杀害了35人；在胖和尚沟村逮捕了70余个男人，亦押送至新杖子村，包括在逮捕途中杀害3人，共杀害22人；东涝窪村杀害52人，逮捕129人；南双庙村同样也是杀害52人，逮捕110人；苇子峪村杀害12人，逮捕80人；两益城村杀害16人，逮捕87人；小营村逮捕45人，后都押送至新杖子村。第一组被害者的人数达189人，其中有极少数逃跑者，在逮捕者之中有284人被送进承德监狱。　　　　
　　　　第二组是以田野大队为主力，袭击了胡杖子村、牦牛叫村和附近的一些小村。逮捕的人被押送至大队本部所在地的下板城，各地都分别杀了10人，有48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此次共逮捕280人——主编校）。　　　　
　　　　第三组是日本人“黑烟”（理应是前述的黑岩）所指挥的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袭击了三道河、黄旗湾、西大庙等村，共逮捕了250多人，押送至上板城村。其中，按村名的顺序有10人、13人、11人被杀害，44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参加此次大逮捕行动的日军和讨伐队共1000余人，其中第一股600人，第二、三股各200人——主编校）。　　　　
　　　　这三个组合计杀害243人，376人被送进监狱。而且被送到监狱之中的28人于一个月后在水泉沟处死。318人被定罪收监，216人在狱中及在东北强制劳动中死亡。总之，“二·一”惨案中死亡者达487人。　　　　
　　　　以上所述“二·一”惨案的起因，是日军获得了这些村庄已成为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以前尽管经过反复多次的扫荡、讨伐和“集家并村”等治安肃正运动，但效果不佳。此次是因为承德宪兵队得到一份村干部的名单，便采取行动以图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但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的名字记得不清楚，村里的男人又不可能完全造册登记，而且姓名和相貌也未必与名单相符，再加上村民们也不愿意出卖名单上的人，所以日军只好将被抓的男人全部押往承德去审讯。而在他们的家属中，因病、冻、饿以及惊吓致死者又有150余人。“二·一”惨案后，南双庙、东涝窪、鹰手营子3个村竟成为“寡妇村”。据中方检察机关认定，木村身为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对“二·一”惨案的杀害、拷问及其他迫害事实供认不讳，应负全部责任。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4）

　　　　在长城北麓沿线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记录——旧热河省兴隆县长城北麓历来是军事战略重地清晨7点，我们乘汽车由承德市出发。太阳还没出山，整个城市笼罩在晨曦与烟雾之中，显得有些暗。当车驶出城内，一轮红日终于从东方升起，映照着四周环绕的群山。我们的车往西向与承德邻界的滦平县驶去。滦平县在承德市的西南部。我们来到长城关隘——古北口，这里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承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而这一次的目的是进一步查证日军在兴隆县全面制造“无人区”的情况。然而由于有些情况出乎预料之外，致使此次调查未能成行。原来，长城线北部山区是北京军区管辖的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这件事不但普通老百姓不了解，就连管理外国人行动的公安部门也一无所知。或许是以前没有什么旅游者和商人愿意去那种偏僻山区的缘故吧。因有天津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的许可证（去未开放地区需持有公安局签发的旅行证），所以，我们以为此行必是一路畅通，还把此次调查日程安排了两至三天的时间。但是，管辖长城线北部几个县的承德地区外事办公室却突然通知我们：暂停兴隆的实地调查。我们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日程和调查要点。对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同时又为我们所调查、研究之目的涉及到了中国的不同情况而感到高兴。我由此想到，自古以来长城线就是历代政府最关注的地方，因它直接维系着领土、政权的安危，所以长城线一直是战略防卫的前沿。其实当初构筑长城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在日中战争时期，长城不但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而且还是中国华北地区进行防卫的最前沿。　　　　
　　　　如今，早已进入了以导弹、核武器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时代。从中苏对峙（戈尔巴乔夫访华前）的国际政治漩涡中，中国政府似乎已认识到，以往的战略防御系统早已过时，长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挡苏军进攻的最后防线。尽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建国后的40多年中，中国人却一直墨守成规地视长城为御敌防线。这时，一位中国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这个地区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应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不过，由于长城线的重要性，这一带又在省军区的上级北京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这两个不同级别的军区之间，希望长城线开放，吸引旅游者，有的则对旅游不感兴趣。这位中国人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不过，最近才允许外国旅游者去古北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