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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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田、王惠林等4人，若再加上当时被处死的11人，前后一共有近百人丧生。小东区在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搜捕、大屠杀中，群众所受的折磨、死亡十分惨重。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大帽峪、兰旗营惨案
何连仲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是1943年春节期间，日寇在兴隆县潵河川的50个“人圈”中实行“大检举”的案中案。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寇在兴隆县实行了惨绝人寰的“集家并村”，妄图切断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但他们这一目的并未达到。因此，日寇于1942年在潵河川搞成50个“人圈”以后，驻兴隆县日本宪兵队向其驻锦州的西南防卫司令官仍这样报告：“兴隆县潵河一带居民都通八路匪。”于是他们在对“无人区”进行大讨伐、大“扫荡”同时，又在“人圈”内实行了“大检举”。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日伪锦州军事法庭人员秘密来到兴隆县潵河川进行部署。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伪军警宪特同时出动，在50个“人圈”中逮捕居民2000多人。除在兰旗营集体屠杀外，其余均押送到兴隆，再转送到东北各地充当劳工。后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被日寇迫害致死，只有极少人生还。兰旗营惨案是日寇制造的这次大惨案中就地屠杀中国居民的一例。
兰旗营（人圈）位于兴隆县东南65公里处，是五指山抗日根据地通往冀东基本区的一条秘密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伪孙德英讨伐大队的队部设在这里，这里驻扎着一个中队（100多人）伪警察。2月7日夜，日本宪兵队指挥着孙德英讨伐大队（300多人）在佟家沟以东三道河以西一带10余个“人圈”中逮捕了几百名居民。其中，仅大帽峪一个仅有67户人家的小“人圈”，就被逮捕73人。这些人被集中关押在兰旗营的一个大院里。
大帽峪虽然位居兰旗营以西3华里的山弯里，但是因为群众抗日觉悟高，经常掩护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从该地过路，对此敌人已经有所察觉。1943年2月7日（正月初三）下午4时许，八路军部队一个排来到大帽峪，准备在天黑后穿过公路，越过潵河进关。天刚擦黑，大路上两个特务向部落奔来，正与去换岗的民兵曹万章相遇。特务抓住曹万章问部落中有无八路，曹万章说没有，特务打了曹万章一记耳光继续逼问。这时，在部落大门里警戒的八路军部队侦察员杨采章向特务开了枪，特务高占英被击毙，特务王贵山逃跑，八路军部队当即向北撤回。为防止敌人报复，12名村干部、民兵随部队北去，其他群众也隐藏起来。不长时间，日本宪兵和孙德英讨伐队200多人将大帽峪包围。他们先将山坡上的柴禾垛燃着，映得部落里通亮。藏身的群众以为房子被烧着，纷纷回家往外抢东西。日寇讨伐队乘机窜进村挨门挨户抓人，当即有73个男人被绑走。
日寇讨伐队把从大帽峪、马圈子、南沟、青杏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大石门等10余处“人圈”绑来的几百人集中关押在兰旗营部落中的一所大院中，并且不允许被绑着的人们站着，强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蹲着，不许动，谁蹲得高了就用棍棒打。第二天，日寇在大帽峪人的脸上划上红杠，左臂系上布条。对所有被抓去的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人们饥渴得喝院里泔水缸的泔水，随后进行刑讯。日本人审问，有人翻译，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部落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公粮存在哪里？说不知道的就用火烤、凉水灌。然而，在日寇的淫威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马永兴的父亲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被油透了，可他什么也不说。大帽峪的司俊雨视死如归，拿劈柴把敌记录官打懵，最后被日寇用刺刀挑死。日寇审问大帽峪的一个姓梁的哑巴，哑巴当然不能说话，鬼子施用酷刑，哑巴拾起劈柴向敌人打去，被敌人拉出用刺刀挑死。日寇对大帽峪的曹清，一边用刑，一边逼问，曹清总是愤怒地回答一句话：“我说你妈×呀！”大帽峪的靳志三对日寇的审问大骂不绝，敌人用刺刀挑了他，夜里他苏醒后爬回村，第二天死去。马圈子被捕的抗日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是一无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多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何连仲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南双庙惨案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四乡，他们清乡、讨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无人区”，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蹂躏我山河，残害我人民。南双庙曾是“扫荡”中受害最惨重的村庄之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出关，深入承德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纵队转移后，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那时，杨雨民和高振东率领的武工队，经常活动于南双庙及其附近一带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南双庙人民也经常配合八路军部队活动，他们扒铁路、断交通、割电线、砍线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同时还配合部队袭击警察分驻所、村公所。为了镇压南双庙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务四处活动，搜索情报，曾调动宪兵队、讨伐队，巡回“扫荡”，实行大清查、大检举、大屠杀。
1943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这天深夜，日本宪兵队100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挨门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残体弱，把人们全部驱赶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尔后，他们通过翻译开始对人们进行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