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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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冒黑烟，一条长达30华里的火龙，吞噬了40余个抗日堡垒村。
日军野蛮的烧杀和抢掠，使长河川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企图毁灭群众一切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把抗日军民困死、饿死。仅从西水峪一村的财产损失，便可看出日军对整个长河川的摧残。
当时，西水峪只有17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这次“扫荡”中被日军烧毁房屋500多间；被屠宰和掠走牛200多头、驴80多头、骡马10匹、羊400多只、猪400多头、鸡600多只；损失粮食15万余斤、栗子13万余斤。当时，全村只剩了两头猪，还被日军追进深山老峪，不见踪影。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伪历时21天的大“扫荡”中，长河川13个行政村被烧毁房屋2800余间；杀掉、掠走骡马牛驴羊猪鸡11 000多头（只）；烧毁和被骡马糟踏掉的粮食140余万斤；被日军吃掉、抱走栗子73万余斤；水果近百万斤。其他财产，如各村各户的缸柜被褥家什等，也被烧光毁净，其损失难以数计。
日军21天的烧杀抢掠，使长河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千古罕见的劫难。惨案过后，长河川13个村子，村里村外、街道两旁躺满了血肉模糊、扭曲变形的尸体，到处是血迹，到处是一堆堆的牛头、驴架、羊皮、鸡毛。好端端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焦土。
血腥的大屠杀，使长河川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许多老人失去了儿女，许多家庭灭门绝户。幸存下来的人无家可归，人们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流落山林、野地。就在这年冬天，饥饿和寒冷又夺走了数以百计人的生命！劫过难来，祸不单行。1944年春，这一带又闹瘟疫，又有大批群众丧生。东水峪刘占利一家，一天内就死了两口！该村死于瘟疫的就达60多人。龙湾村也有39人死于瘟疫。其他各村也不例外。这场瘟疫是日军制造的长河川大惨案而引起的。如若冤魂有灵，必当同声共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小西天惨案
阎秉哲
小西天位于北京市密云西部，云蒙山东北侧的一个山洼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和冷风甸为一个行政村，化名燕山堡。
1941年冬季，日军将长城线以北广大地区，划为“无人区”，并广建“人圈”，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从此，小西天的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光，许多人惨遭杀害。但是，小西天的人民至死不进“人圈”，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他们藏到深山沟树林内，搭草棚、住炭窑、蹲山洞，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
由于村民董春荣当了特务，向敌人告密，敌人才得知小西天的群众躲藏进了山沟。1944年1月27日早晨，天刚刚发亮，后山铺的伪警察和棍团100多人，在伪警察所长牛长（牛犊子）的带领下，由特务董春荣、刘九贵引路，从后山铺出发，踏着积雪悄悄钻进小西天西面的七道沟。这条沟，悬崖峭壁，树木丛杂，很少有人进入。小西天的群众认为这条沟很难出入，敌人不会从这里上来，所以麻痹大意未设岗哨监视，而敌人却攀藤而上，突然到达了小西天南边的南天门。躲藏在南天门的王庆德、王庆海、王庆田、王庆堂和王庆顺等户来不及转移，便全部被敌人逮捕。接着敌人又到达小西天下沟，躲藏在这里的群众也未及转移，因此孙桂荣等男女老少被抓。三道沟的张连顺到小西天走亲戚、冷风甸的郭振友和郭振兴家的长工贾三到小西天挖土豆也同时被捕。敌人在小西天整整折腾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兵分两路，返回后山铺。一路走原路，另一路走旱道峪沟，途经旱道峪沟的敌人又在青峰山抓捕了从“人圈”里逃出来藏到这里的李生一家5口。
回到后山铺以后，敌人将男人关进了炮楼下面的地下室里，妇女和孩子关进了靠近炮楼的一栋房子内。两天两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被捕那天夜晚，除小孩之外，敌人对被捕群众一个个地进行审问，审问中又打又骂。特别是男人，敌人把他们吊起来拷打。然而，经过战争锻炼的小西天群众，在敌人的法西斯暴行面前，宁死不屈，抗日斗争情况只字未露。王庆田是燕山堡村自卫军分队长，共产党员，经过他的手存放了不知多少粮食，尽管他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咬紧牙关，誓死不吐露情况，使敌人一无所得。曾经带领游击队攻打过后山铺据点的李洪满、李洪祖兄弟俩，在审问中也坚决不讲八路军半点情况，当即被押送到琉璃庙杀害。小西天群众被抓去后，百姓叫伪甲长李洪春出面保释，但李洪春已暗中参加了敌人的特务组织，他不但不出保，反而讨好伪警察，强迫年轻妇女李素华、邓芝兰等与伪警察结婚。这些妇女在敌人的淫威下只得假意应允，以后才借机逃出了虎口。
第三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大雾弥漫笼罩大地，后山铺的伪警察一个个手持上着刺刀的大枪，分成两路，押着小西天被捕群众向村外走去，男的用绳子捆绑着，妇女和孩子跟在后边，进入后山铺东南的一里多路的偏僻山沟。这时，小西天被捕群众一看被押到这里，心想他们就要被枪杀，便一家一户的互相靠拢在一起，“要死，全家也死在一块儿”。然而，凶恶的敌人，用刺刀拨，用枪托砸，强迫男女老少分开。孙桂荣的老伴觉得不妙，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女儿，用被子蒙上头。就在这时，架在南面山包上的机枪，哒！哒！哒！一阵扫射，闪电般的子弹射向了人群，小西天被捕群众纷纷倒卧在血泊之中。王庆海的老伴和两个儿子、王庆田夫妇、王庆道的儿子王瑞华、王庆堂的妻子、李生一家4口等全部被杀害。王庆海不满周岁的儿子，中弹未死，哇哇哭着，爬在妈妈的尸体上，被凶恶的敌人一刺刀挑开肚子，扔进坑里带着气埋了。李洪满的童养媳在逃跑的路上，踩响了敌人埋设的地雷也被炸死。这场屠杀前后死了28人，所以，小西天惨案又称为“二八惨案”。在枪杀中，有些伪警察目睹了敌人的残暴，特别是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残杀，非常不满。在执行命令过程中不那么坚决，因此，有些未被捆绑的妇女、儿童得以乘机逃进了山沟密林，才幸免于难，计有李洪兰及女儿王桂云、王桂芬，任宗兰和儿子李福华、王金华及女儿王桂春，孙桂荣的大女儿孙淑云，以及邓芝兰等。另外，还有王荣华、孙秀珍、李振江3个孩子，由于年幼体小，在大人的尸体掩护下，未被打死，事后被人们抱走抚养，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家里人找回。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白马川惨案
张春生何连仲
白马川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北120多华里处。白马川伪警察分驻所有个警长叫刘贵才，他倚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大家说：“不怕枪刀火烧，就怕刘贵才走一遭。”
1940年8月中旬，八路军游击队队长沈荣久，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带领战士在鞍子岭将刘贵才捕获，同时被抓捕的还有8个伪警察。所俘伪警察经教育释放，只把刘贵才押至迷子地的十八盘就地处决。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白马川伪警察分驻所日警申春、滕田听到这个消息后，即从兴隆县警察署调来大批伪警，配合日军包围了白马川。他们用刺刀把群众驱赶到伪分驻所门前的广场上，四周架起铁丝网。一个青灰脸矮胖墩儿日军站在高桌上嚎叫了一阵，翻译说：“皇军说了，要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要不，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场上鸦雀无声。这个日本人恼羞成怒，一招手叫过来两个伪警察，从会场上把王立福、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禹、李永玉和一个被刘贵才凌辱过的妇女捆了起来。一个日本人一把夺过伪警察手中的一把刚刚烧红的烙铁，照着王立福的头上就是一下，“吱啦”一声，一股白烟升起，王立福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又是一烙铁，王立福头上出现两道深沟，昏迷过去。一桶凉水浇过后，王立福睁开双眼，立即又被架起来。日本人又接过烧红的铁筷子，在王立福头上“吱啦吱啦”的烙着。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禹、李永玉也都被打翻在地，往嘴和鼻子里灌煤油、凉水。7个人受尽严刑拷打后，一个个被拉到东边大坑旁处死。
数日后，这伙日军和伪警察，又把三四百名群众圈到广场上，命令他们列队站好。伪警长赵玉璞，手拿一根藤条，藤条头上结了个大疙瘩，一排一排地打。群众管得清躲避不及，脑袋被打了一个窟窿，躺倒在地；一个姓张的群众的头，也被打得鲜血直流。群众怒目而视。广场前边停放着棺材，刘贵才的妻子披麻戴孝，哭哭咧咧，硬要群众一个个来给刘贵才磕头烧纸，而且还要念叨：“×××给爸爸烧纸来了。”群众杨永德怒火万丈，第一个大步向前，大声念道：“花钱了，花钱了，爸爸给你烧纸来了。”日军将他当场砍倒。第二个姓万的群众，死也不肯向前，也被日军砍了一洋刀。群众缪从善、葛成春被抓上来，他们立而不跪，昂首挺胸，怒目而视。两个日军嗷嗷怪叫，端着刺刀上来，又把他俩当场挑死。这时，狠心的日本人双鸟，立即拔出战刀，对准葛成春的胸膛就是一刀，刀落膛开，不多时摘出了他的心脏，挑在战刀上，然后，架起锅灶煮熟，被双鸟、来国两个强盗吞掉。
尽管敌人如此凶残，可是，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有的投奔八路军游击队，有的积极为游击队递送情报。1940年底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游击队奇袭白马川伪警察分驻所，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夜。游击队冲过两道铁丝网，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暂时撤出战斗。伪警察分驻所虽没拿下，但却把警长赵玉璞的脖子打了一个透眼，留下了“纪念”。后来，游击队在田家庄附近设下伏击圈，打死了日伪军40多人，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大屯惨案（1）
李炳山杜清怀
抗战时期，大屯村原属迁青平第五区。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对这一地区的武力镇压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日益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开始进入这一地区，群众抗日活动非常活跃。
1941年正月初三，在大屯人民的配合下，激击队长周治国率领游击队一举拿掉了三道关据点，击毙日伪官兵4人，生俘30多人，缴获三八枪20支、手枪2支、机枪1挺，子弹2000多发。
三道关警察分驻所被八路军游击队拔掉的消息传到青龙县警务科长日本人铃木耳朵里时，他立时气了个半死。随即，铃木打电话通知喜峰口国境警察署，把日本人署长松岛臭骂了一顿，并命令他立即带队出发“扫荡”。松岛遂派便衣特务彭守玉、沈恩福、李国顺等4人到大屯去刺探情况。
1941年旧历正月十五日，沈恩福、彭守玉、李国顺等4名特务身穿长袍大褂，头戴毡帽，化装成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悄悄地窜入了大屯。沈恩福等人在庄头碰上一个叫田贵的拾粪老头，就问他：“周治国来过没有？”田贵说：“没有！”随后他们就进了村，在庄里遇到一个小孩儿，沈恩福就说：“你们庄来八路军了吗？”小孩害怕，回答说：“来八路军吃饭着。”后又遇到牌长刘文山，刘又领着他们到刘廷付（中共地下党员）家。特务假惺惺地向刘廷付说：“我们是周治国队的，丢到这里两袋子子弹。”刘廷付说：“周治国根本就没到这里来。”特务就说刘廷付不说实话，将刘廷付毒打一顿，又把刘廷付带到地主才海峰家。用井绳绑到才家的梯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煤油，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有人把宽甸子警察分驻所的警士田广树（当时有病，请病假在家休养）找来。田广树认识这几个特务，于是就上前为刘廷付求情，在场的几个牌长也都纷纷上前为刘廷付求情说好话。彭守玉、沈恩福等特务见身份暴露，也就顺坎儿下驴，住了手。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免得全村人受连累，几个牌长把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务请到才海峰的屋里，上炕点上大烟灯，抽大烟（鸦片）。几个特务抽足大烟，又被请到伪甲长地主才国田家吃了个酒足饭饱。
下午，4名特务呆够了，临走时，为了让几个特务给说好活，答应给他们150元伪币（田广树和几个甲牌长早已识破了他们一是刺探军情，二是勒索民财的来意），但是因手里没有现成钱，当时交不出，经商定正月十六日下午给他们把钱送到喜峰口警察署，交到他们手里。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