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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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⑶子眩宦勰信嫌滓宦勺プ撸毓沧�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一部分直接送往东北当劳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杨树正等104人先后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1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在青龙县搞“检举”，从汤杖子等村抓走54人，押到承德，翌年2月15日（正月初三）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据滦平县党史办统计：由于日伪在滦平县强迫老百姓集家并屯，迁入“部落”而造成的逃亡、饿死、冻死、瘟疫病死和被敌人检举杀害的，共伤亡20 700人，其中被日伪杀害在承德一大部分。
青龙县集家并屯前后被敌人“检举”杀害7234人，全部死在承德。
从青龙、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遵化、赤城等十几个县调查证实，日伪搞“反集家大检举”、“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等陆续抓到承德杀害（含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 000多人（不完全的数字）。
搞破交检举，在承德杀害1300多人。
笔者仅从承德县、宽城、凌源、围场、平谷等县的局部调查统计，日伪从1935年至1944年7月，进行若干次不同规模的“逮捕”，其中抓到承德街杀害的1000多人。
笔者依据遵化、宽城、密云、赤城、青龙、滦平等县的部分调查数字，日伪军从1941年10月（农历八月）至1944年冬，对“无人区”的多次“扫荡”，抓到承德杀害的1000多人。
日伪对冀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频繁“围剿”，从1938年11月以后的战例中初步统计，俘八路军党政干部、战士和民兵，押解到承德残害的有2100多人，内有冀东军分区十三团副政委（红军）廖峰，迁遵兴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同县十一区区长王一民、县委组织部干事温秀之、县武装总队队长张惠、县情报交通队队长张兴国、六区干部依林，蓟遵兴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委书记李光、六区区长张连涛以及村办事员韩荣久、贾子臣、葛子林、马台，县游击队侦察员宋占青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他们坚贞不屈地牺牲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监狱一次电刑杀害300多名政治犯。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盘踞12年多，仅从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不完全统计，他们杀害了65 000多人，制造了30多个惨案村。其中兴隆县的大莫峪、楸木林、兰旗营，宽城县的暖河塘，青龙县的化沟，承德县的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等村的已婚男人被杀绝，变成了寡妇村。
这些村庄被检举逮捕的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除了在当地被杀的，大部分被害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5）
三
承德监狱不仅是热河省的最大监狱，也是伪满洲国的最大监狱之一。狱内设置戒护科（后更名为监理科、监护科）、需用科、文书科、会计科等科室。狱中分设已决监（已判刑，含女犯）、未决监（未判刑，含女犯）。监内又分国事犯（政治犯）、刑事犯、经济犯等监房，另还有外国人监。囚禁人判刑，除一部分在南营子三官庙三级法院的法庭室，大多数在监狱。将未决犯集中到院子，由检察官和法官按照日本宪兵队送审裁定意见书进行判决。判15年以下的，判完转送东北各监狱服苦役，判无期徒刑的就地关押或杀害。判死刑的，人数少的在监狱西南角绞死，人数多的在监狱电死或者在夜间或白天拉到水泉沟砍杀。监狱内的直接杀人手段也由原来的绞刑桩（人工勒死）发展到滑轮组制动的绞人翻板。狱中设置专事杀人的刽子手四至六人。“行刑於密行主义”，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野蛮手段，达到致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监狱造成死人最多的手段就是生活虐杀。从1939年以后，这是一种主要屠杀法。用生活虐杀，以病死为由，既可掩人耳目，又能达到置被囚者于死地的目的。
伪满洲国司法部规定“在监收容费食粮费一人当一日六钱五厘（伪满洲币）。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邪味熏人，难以下咽。监狱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染病的，没有一个不患疥疮的。监狱也有医疗室，名义上给犯人治病，只叫病号多按手印，不给药，贪污药费。监狱还成立“故衣组合”，扒卖死犯衣服。尤其对国事犯更加惨无人道，80％人带着刑具。不服苦役时，白天都让脸朝外坐着，后一个看着前一个后脑勺，稍微一动就遭皮鞭抽、铁棍打。夜里一个号睡70多人，挤的没法翻身，病号也不隔离，有的死了没经看守允许，两旁的人也不准移动。冬天室内生火墙，有其名无其实，经常灭火，屋中冰冷，睡板铺睡凉炕，衣单被薄，很多人冻饿而死。春夏秋季屋内臭气熏人，重病号在室内大小便，监号的卫生与厕所差不多。患病不给治，刑伤加饥饿，使很多人死在监号里。监狱里死人比在水泉沟老阳坡砍杀的多好几倍，从监狱往老阳坡抬死尸，天天有，少时一拨，多时三四拨，每拨两三个，有时十几个，全是在监狱里绞死的、病死的、电死的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死的。看守押着，活犯人抬死犯人，刚开始的时候，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铲几锨土一盖就拉倒，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小坑放好几个，几锨土也遮不严，狼吃狗拽到处是死人烂尸。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门窗正对杀人场与老阳坡相距不过半里地的农民高树芝（女，1987年73岁，潘德山之妻）讲：“日本鬼子进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开犁种地的时候鬼子就在老阳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阳坡砍人我没少看，有时站在山头看，有时站在院子看，有时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48个，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老头子用我们家水桶从河沟里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阳坡杀人坑旁边。鬼子把犯人从汽车上拽下来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后由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到坡旁大坑边跪下，刽子手用大战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脑袋砍掉了，头和身子都滚进坑里。有的两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脚踹进坑里。砍掉脑袋时，一腔子血喷出老高，腥味刮出挺远，熏得好几天吃不下饭。鬼子砍一个人，把刀放进水桶里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热了，不沾水就砍不动。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个小伙子是承德县三家的，特别有骨气，唱着歌下的汽车。日本兵要搀他，他不让搀，他说，我今年才十八，再过十八年还跟你们对立。他至死不跪，不跪没法砍，用枪打死的。”
当时的水泉沟尸横遍地，处处白骨堆，满目凄惨荒凉，啄食腐尸的老鹰、乌鸦等飞起来遮天蔽日，呱呱乱叫震耳欲聋。高庙、头道沟、鹿栅子沟、柳树底、罗汉堂、狮子园、残像寺、狮子沟等十几个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条狗，长年在杀人场吃死尸，眼睛全是红的。大天白日，狼群在杀人场附近撕拖尸体。农民下地干活，要持护身用具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外出。杀人场附近住户，经常从屋里和院中往外捡狗叼回来的人头、手、脚、腿或五脏。一到夏天，又腥又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头疼。小南沟口（现在的水泉沟乡卫生院墙外东南角）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头冲进井里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掏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也是红的。遍地尸体，处处白骨。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组织群众到水泉沟收拾散在露天的烈士遗骨，花了五天时间，净人头骨堆成小山似的三大堆，挖三个大间屋子那么大的坑，像垒墙那样干插缝把这7000多烈士的头骨安放在坑内掩埋。因为被狼、狗和鹰叼拽遗的散碎尸骨太多，到处都是，当时没有捡净，直至今日在老阳坡还能见到裸露的遗骨。人们步入墓区，只要蹴蹴脚，就能见到掩埋50多年的烈士骨骸。土质松软的老阳坡，从雨水冲刷形成的许多龟裂断层中，由地面至数十公分深的地方，可以看到斜突出来的东西，那有的像大腿骨、肋骨或者是头盖骨的顶部，遗骨残骸到处可见。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杀害中国人的准确数字无法弄清楚，主要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6、17日两天，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受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示，亲自监视将机要档案搬到热河省公署院内全部烧毁，毁灭了罪证。但是，当时留在承德人民心目中的3万多的数字至今记忆犹新，是永远毁不掉的。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6）
四
水泉沟万人坑，解放后一直成为承德市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每年清明节，市里很多单位组织人们到墓区祭扫，献花圈，凭吊先烈，继承遗志。1945年11月，著名音乐家李劫夫随同热河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万人坑掩埋烈士遗骨，触景生情，愤恨长久难平。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极大的仇恨，对革命先烈无限缅怀之情，于1946年春谱写了一首歌曲《忘不了》，这首歌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篇章，一直传唱至今。
水泉沟万人坑已经名传中外，受到中日两国人民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都曾登过照片和文章，进行过专题报导。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唐山冀东烈士陵园等单位来承拍过万人坑录像片。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壮士行》电视艺术片第四集“不屈的山川”中，根据承德市党史资料通讯第五十八期提供的宝贵资料，将万人坑摄入十几个镜头向全国播放。日本国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专程来这里考察，他于1989年出版发行的《三光作战》一书第一部第二章专文记述了“水泉沟万人坑”，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90年8月，日本国家放送局《万里长城》摄制组来承德拍摄万人坑墓区场景。1991年8月11日，日本福冈县和平之旅教职工访华团一行52人到承德考察万人坑情况。1992年7月1日将在中国考察资料汇集成册，题为《日本军侵略中国》写真集，由学术出版社在日本公开发行，7月4日，《读卖新闻》、《西日本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以史实驳斥了主张修改教科书的谬论。
万人坑已经成为一块历史记录碑，它不仅镌刻了抗日人民的爱国功绩，也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后人应该永远记住：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伪时期兴隆监狱的酷刑
朱呈云
兴隆县地处长城北侧，是一个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深山区。原隶属于遵化县。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4月21日攻占兴隆县城后，即以长城为界，将其划归伪满洲国的版图。由伪热河第五军管区牵头，抽调日本关东军1个团、满洲军4个团、14个武装警察讨伐大队，共2万余众，开赴兴隆县境，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他们毁掉村庄2千多个，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25万多头，粮物无法计算，制造“无人区”面积130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17％。直接杀害无辜群众15万多人，其中一次枪杀10人以上惨案28起，有大磨峪、楸木林、黄花峪成为“寡妇村”。抓捕入狱而致死15万人，因冻饿和疾病而死的25万多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4％以上。有11万多人被赶进218个“人圈”里，惨遭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兴隆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这里将其利用监狱残害无辜群众的野蛮酷刑记述如下：
兴隆县日伪机关授权给各警察署和日伪军，在讨伐地的各大村镇设置临时治安法庭，运用一审的终审权力，将抓捕群众就地宣判，就地处决。这样，日伪统治者从1938年始，即利用“清匪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投匪家庭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繁多的名目，频繁“扫荡”，反复“围剿”。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抓捕无辜群众入狱者2万多人。在狱中，敌人施用的酷刑主要有：
断肠空腹。不给被关押入狱者饭吃，施以吊打手法，强迫招供。如兴特区区长任和被捕后关进兴隆特号监，多次审讯，被打得血肉淋漓。敌人不给饭吃，活活被饿死了。
倒栽莲花。也叫倒头活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