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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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件事情，连带着“县里有人”这个特殊因素，可遇不可求。假如没有这个特殊因素，我们可以很有道理地推测，这30万不会到手，水利工程也不会开工。即使有了这个特殊因素，我们还看到了冬天跑进河心，在冰冷的水里跪下这种机智勇敢的英雄般的行为，还看到了水利局干部被这种英雄般的行为打动了。显然，生为英雄和欣赏英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特殊因素。假如没有这个因素，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测，这件事不会办成。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董园村，如果我们是平民，没有县里的关系，也没有英雄般的气质，我们是不会考虑水渠问题的，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也没用，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特殊资源。　
　
小靳庄村不用这么麻烦。但是，董园那30万也不能白白让你用，董园人付出的代价总要由你分担一部分。这样一来，县水利局投入的30万就变成了小靳庄的谈判代表的麻烦。这个麻烦又会转化为在小靳庄村收水利费的麻烦。一亩给人家50斤，说来容易，做起来是需要交易成本的。董园的人可能要价100斤。小靳庄村的人可能连30斤都嫌多。即使50斤谈了下来，也一定有人不肯交这笔钱，一定有人不交钱还要偷水抢水。全村132户人家，如何摆平这种收费的事情？这笔谈判费用价值多少？谁来支付这笔费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村分摊，但这又需要谈判，需要召集会议。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事，这种谈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组织谈判和召集会议的努力很可能白搭进去，那么，这笔启动费用，这许多麻烦，又由谁来支付？　
还不仅仅是钱和麻烦的问题。我们城里人多数都有单位生活经验。在一个五六百人的单位里，或者以户为单位计算，在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单位里，某个普通群众要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讨论集资办一件大事，办一件应该由现任领导班子负责的大事，这个会开得起来开不起来？就算开得起来，你敢不敢出面召集？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怎么对待你？就算你有勇有谋，这个会也开成了，集资也集来了，协议也通过了，要执行这个协议，落实这个协议，也一定需要一个固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功能与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　
　
我得老实承认，我不会去召开这样的大会。我认为这个大会只能招来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不会有多少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即使参加者很多，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依然不会挑这种事。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的宣战，这是挑战现政权，这是另立中央。倒找我一两万我也不会干，更何况还要我掏钱。总之，和小靳庄的村民一样，我连想都不会想。我认为这是明智，不是愚昧。　
　
关于这套计算，小靳庄村民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商量？不中。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就会明白他们说得千真万确。他们就是没办法。反过来，替干部想一想，麻烦如此之多，他们不肯自找麻烦也是明智的。干部一家也不过五六亩地，并不是大地主，修好了水利设施自己并不能多受益，不修也不过承担每年七八百元的损失。有了时间和精力，到哪里找不来这七八百元？这套麻烦可以被七八百元抹平吗？不去自找麻烦，村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算账。假如一切顺利，每亩50斤小麦换来了渠道使用权，内部收费机制也达成了协议，收费本身的费用也分摊好了，下边就会遇到董园村支书遭遇的第二个问题。他要说服农户们允许渠道占用自己的承包田。由于涉及外省外县外乡，这件事情只能谈判，不能弄权。董书记说此事最难，往返百余次，耗资3。5万。　
　
渠道系统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共五层。干渠的占地问题解决了，毛渠在自己家的地里，不用解决，支渠斗渠的占地问题却不能不谈判。没有权威组织，只能讨价还价，这132户人家的谈判又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说来幸运，我在插队的时候当过两年生产队长，为了水渠问题和社员打过三次架，其中还有一次达到了“肢体冲突”的水平，因此有胆量断言：每个村都有别扭人，别说132户，就是32户里也不缺这样的人，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捞一把，单靠谈判，靠利益引诱，却没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闹别扭的问题，他们要搭便车，要占大家的便宜，而希望如此占便宜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缺乏。没有强制力做后盾的合作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哪里经得住这种对公平感撕扯？镇不住这种撕扯，如何对付接踵而来的攀比？有没有人愿意冒着打架的风险，为了减少三五千元的损失，去做这种往返百余次，花费若干万的事情？　
　
即使这一关也顺利通过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条千辛万苦开通的渠道可以顺利运行下去吗？陪同曹先生的村民老李认为不行。他说：“即使我们出钱买水，他们会在那边放闸偷水，你有什么办法？”曹说：“放水时，可派人看守啊。整条河渠才几百米，派一个人就解决了。”老李说：“那也不行。他们会说，你们的水经过我们的土地，我用你一点水，还要计较吗？”　
　
我不知道这番话是不是可以说服曹锦清先生，也不知道这番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不过，老李这番话唤起了我的好几个回忆，这番话是可以直达我的心底的。我甚至可以接着他把这个故事讲下去：派去看守渠道的人遇到了扒水的，又是外村的，而守渠道的人并不代表任何权力机构，你制止他，他反驳你，动口之后呢？你有什么好办法？任凭你说破大天，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动手。你扒，我堵，你推，我挡，跌跌撞撞之中，事情就闹大了。试想，作为一个巡渠的，这里又有我多少水？我愿意闹出深仇大恨吗？可是扒水的那一方比较愿意闹，因为他扒出去的水，百分之百是他的。仅看这一笔账，胜负就可以预测了。　
　
去年我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听老乡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老乡集资开了一个采石场，修了路，买了车，投入了将近20万元，好不容易开工了。这时，承包田边有道路通过的一家人忽然发难，派了个老太太躺到路中间，挡住车辆，要求补偿。补多少？采石场一年大概能赚10万，他要8万。这边不肯，少了也不肯，怕先例一开，招来更多的老太太。于是开始讲理，先在村里讲，再到乡里讲，最后到县里打官司。司法介入的成本之高昂，解决问题的时间之漫长，大家都是知道的。最严重的是，当我那位老乡胜诉之后，老太太依然躺在路上，法院判了也是白判。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执行难。走投无路之下，他用的办法就带点黑色了。　
　
我的意思是：讲理不行，法院不灵，为了几百元收入又不肯动武，不肯玩黑的，这条渠道的前途便很不乐观。过五关斩六将还要面对一条不乐观的渠道，还有谁肯去挑这个头呢？这时候，当事人就会安于现状，甚至可以找出自我安慰的理由。这种心理，便是老李所表达的：“反正全村都浇不上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人民公社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　
　
在那条废弃的渠道下边，就埋藏着这许多利害计算。因为账算不通，渠道才不通。把问题拉到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的高度，拉到东西方文化对比的高度，其实大可不必。　
　
合作成本与民主制度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或行政收费就显示出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无须那许多谈判，领导的决心一下，内部的关系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遇到反抗的，横竖都谈不拢的，还可以动用其他威胁手段，不批给他宅基地，不给他开外出打工介绍信，再不行就办他的学习班，总之要让他得不偿失。当然，如果冲突较小，水利设施建成后也可以转而采用经济手段管理收费，但是在启动阶段，政权力量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　
　
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别的替代办法，譬如大户人家牵头，或者由几个大乡绅牵头，其中都难免带一些公益事业的色彩，难免让小户搭搭便车，占点便宜。这里有些“智猪博弈”的道理，大户人家即使让小户占些便宜，自己这方面还是合算的，不牵头反倒不合算。毕竟他们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如果我家现在的承包田不是四五亩，而是四五十亩甚至百八十亩，每年的损失不是七八百元，而是七八千元甚至一两万元，我当然有很强的动力和另外几个大户协商讨论，挑头兴修水利，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另外一种传统：善于合作乃至热心公益的传统。由于我那百八十亩地可以支撑孩子多读几年书，我家八成属于地主和乡绅了。地主乡绅算不算农民呢？如果算，中国农民的传统行为就显得更加复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不同，有的善于合作修渠，有的善于合作造反，很难一言以蔽之曰“不善合”。山西洪洞县的几大渠系，从唐宋开辟至今，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细致入微地分配用水和修渠的权利与义务，民间定期选举“掌例”（掌握条例的渠长），尽管有许多不公和冲突，乡绅、地主、小农和官府之间毕竟合作了上千年，千年不断的水流便是“善合”的历史证据。如今，家家户户土地平均分配，每家不过几亩零碎，有挑头动机的大户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了，发育出一套水利方面的合作秩序，也要容人家几代人的时间。　
　
另外一种替代办法，就是由大家族牵头。家族内部的账另有算法，彼此之间斤斤计较的程度要弱一些；分摊费用时，家族首领也拥有某种大家认可的强制力。这类带有家族色彩的合作在中国有深厚而悠久的传统。不过，这种解决问题的前景在中国如何，我说不清楚，只好存而不论。　
　
应该说，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在此，政治英雄或道德英雄替代了土地大户的功能，他们不算自家的土地收益账，他们算的是政治账、道德账甚至人生意义账，他们更能欣赏与人奋斗的乐趣，因此比较容易跨越合作成本或组织成本过高的门槛。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报酬也不拘泥于物质利益。我们可以从曹先生的描述中看出农村社会对承担起这种功能的个人的激励机制：赋予他特殊的崇拜、感恩和服从。不过，能够对这类激励做出反应的人，已经不是寻常之辈。我们确实不应该把解决常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不世出的英雄身上。　
　
到底有没有常规解决办法呢？所谓村级选举，草根民主，能不能产生合理收费与公共产品相交换的常规机制？这是一个正在试验中的东西，现在就说它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恐怕为时太早，就好像现在就宣布它包治百病一样太早。　
　
套用上边的故事讲下去，我们至少可以期待村级民主为村民挑出本村既有能力又有愿望兴修水利的人。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和愿望，我还可以公开竞选村长，不用扎根串联，擅自聚众集会结社，冒额外的政治风险搞“非组织活动”，也不会遭遇“另立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就降低了兴修水利的组织成本，也就是降低了合作成本。一旦承诺兴修水利的人当选了，村级民主还可以对村长构成压力，村干部不管事就有可能丢官，村民不至于处于完全被动境地，再推说什么“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那时村民们就有了常规办法，可以低成本地更换干部。总之，农民的合作成本降低了，合作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即使有了权利不去用，可以换人不去换，容易合作不去合，那也不应该断言他们天然如何如何。任何人都需要一个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过程。既然他们认为维持现状很合算，不妨如此熬下去，熬到强烈地感到不合算的时候，民主课程就快学成毕业了。　
　
在实际生活中，上述逻辑并不能充分展开。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担负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民选举往往流于形式。也就是说，试验尚未正式开始，还不到写试验报告的时候。　
　
假设村民选举名实相符了，不乐观也是有理由的。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强，与外界的交往少，对外界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