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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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治，就连诗的格律问题，也成了带有政治背景的大问题了。
当时，我一点也不了解一些人何以把格律诗说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原来这当中有一个根本原因，毛泽东说他不读新诗。所以，提倡格律诗，和反对自由诗，是有政治背景的。我年轻，不懂得政治，我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对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我写了一篇文章和那篇谈格律的文章辩论，但是文章寄到刊物之后，刊物并不理采，他们退回了我的文章，还附回了那篇文章作者的一封信，对我的观点给予了“无情”的回击。我不服，就把我的文章，连同那位作者的回信一起拿给阿垅看，阿垅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对我说文章可以再寄给别的刊物，自然，还是我们太天真了，对格律诗不敬的文章，在那时是没有地方发表的。
初和文坛接触，我就感到许多困惑，在中国文坛，许多人实在也是太霸道了，他们自封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是党的化身，一部作品，一种观点只有先得到这些人的首肯，才能存在，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部作品，一旦被这些人否定，立即就要被打入冷宫，甚至要为此罹难。在此之前，曾经有过萧也牧惨遭批判的先例，萧也牧的一篇《我们夫妇之间》，被判定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于是萧也牧再也不能写东西，立即从文坛消失了。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支持一个人仍然执著地追求文学的精神力量，我想对于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天真，而对于阿垅先生来说，那就是一种赤诚了。有时候阿垅也向我流露出对于这种可怕环境的厌烦，他说想安下心来整理自己这些年写的诗，再不和“他们”打“官司”了。有一次，阿垅对我说：“我去找冯雪峰。”随之他就从抽屉里取出了一部诗稿，从中取出一篇来给我看，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在全国解放前夕欢呼曙光即将降临的诗篇，在他的诗中，我看到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看到一个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
阿垅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更是一个战士，阿垅的额头上有一处伤痕，这是他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受伤留下的弹伤。在抗日战争中，阿垅是一位以自己的生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拼杀过的铁血青年，他到了前线，他参加了战斗，他负过伤，而且他更以自己手中的笔，揭发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更讴歌过抗日英雄们的英勇战斗。他的报告文学集《第一击》，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品最早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应该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他是第一个揭发南京大屠杀的作家，他写作了一部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南京大赌杀血腥暴行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写作完成之后，曾经获得过文学大奖，但因为战争动乱，一直没有能够出版，阿垅蒙冤后，这部小说作为罪证被公安部门抄走，直到他去世，平反之后，手稿被送还给他的儿子陈沛，这样才经友人的帮助，得以出版。
接近阿垅先生，使我走上了追求文学的道路，接近阿垅先生，使我对文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阿垅先生的指导使我认识到文学不是一个甜甜的梦，阿垅先生的指导，使我认识到，文学，是一种终生的奉献。
阿垅先生赏识我，首先是我对文学追求得执著，阿垅先生赏识我，也许还因为我显露出了一点点写作才情。在和阿垅先生的接触中，我确实感到他对我的赏识，他和我谈文学，谈写作，以我的悟性，使我能够理解阿垅先生的指导，并能消化在心灵中，阿垅先生知道我读过许多书，甚至绝对比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读的书还多，直到现在，中国作家中不能体味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作品艺术真谛的还大有人在。
1952年，我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开滦煤矿的工人学校做教师，煤矿工人几乎很少有人进过学校，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是给工人们讲小学的语文课本。工人学校都是业余时间上课，白天有的是时间读书写作。这段时间我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于文学的追求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一部50万字的小说，我一般一口气读完，有时几乎彻夜不眠。
读书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激活了我的文学灵性，读书给了我最大的快乐，读书引导我在人生道路上勇敢攀登。
从1952年开始，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其中有诗、也有小说，这些“作品”都非常幼稚，远没有文学价值，有的人很得意提及自己的处女作，动不动就说自己早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其实，那些文字远不是什么作品，作品要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中国很有一些作家，一辈子就是停留在处女作的水准上，一生只在本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同，我视这类作家是文学侏儒，在“工具”年代，他们奉命写喉舌文章。新时期文学开始，一些作家对于自己的失落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接近过文学。
时常，我对朋友们说，也许我有几个优点，我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对自己永远不满足，我从来不敢向人炫耀自己少时的“作品”，直到如今，当有人问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我总是回答，我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我自认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敢于向他人学习，我每读一篇作品，我总是思索，这样的作品，我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有的小说，炒作得很凶，读过之后，感觉平平，我会狂妄地以为，写同类体裁，我可能写得更好。但也有时候，我读过一篇作品，心悦诚服，由我来写这部小说，肯定不会写得如此精彩。
1955年反胡风运动株连到我，这绝不标志我卷进了文学事业，1955年之前，我远没有进入文学，即使我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也发表了几首诗，只能算是习作，读者没有印象，我自己也羞于提及。
荒唐的政治运动总是制造荒唐的结局，1955年反胡风运动，把我株连到一桩与我无关的政治事件之中，这桩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逼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本来是不具备思考历史与时代的素质，这场政治运动逼我去认识时代、认识历史。本来我是一个狂热青年，我对领袖和学说无限信赖，这场运动让我看到了光明下的阴暗，看到了辉煌下的雾霭，经历了这一场长达25年的灾难，被摧残的是我，而被断送的，却是我理想中的一切。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1）
1955年的夏天，中国文坛一片肃杀之声。
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引伸如何对待小人物革命新生力量，发展到对“贵族老爷”们的批评；胡风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发展到30万言上书中央，直到“五把刀子”论，突然间公布了一批胡风的私人信件，学术讨论、思想批判膨胀为政治斗争，一时之间，一场以讨伐胡风文艺思想、清查七月派诗人、作家为突破口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突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
此时，为了继续读书，我离开开滦煤矿回到天津，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外面关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我虽然每篇必读，但绝对没有想过这会导致一场怎样的灾难。我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最后会株连到我，使我从此陷入囹囫，几乎断送了一生。
1955年5月底，《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这份材料的《按语》，以可怕的词语规定了这场斗争的规模、档次和斗争形式。《按语》中把胡风等人说成是一批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读到这份材料，我觉得事情严重了，对于将是一种怎样的遭遇等待胡风和他的朋友，我已经有些理喻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有我的师长阿垅先生，我自然极是关心他的境遇。我是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当天晚上，去新疆路天津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的。说老实话，到此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我也多少感到这场事件的不同一般了，直到此时，我还认为这场斗争与我无关。
我去新疆路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我觉得他此时最需要人们的关怀，也最需要信任。这些年来，阿垅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引导，使我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我已经成了他在天津的一个小朋友，我想我去看望他，会给他带去一点点温暖。
这时的阿垅，已经早被点名批判了，《天津日报》早就发过天津文艺界揭发批判阿垅文艺思想的消息和文章，许多文章已经把阿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早就把阿垅描绘成了一个疯狂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公敌，甚至已经有人在报上联名发表呼吁，要求专政机关对阿垅逮捕法办、予以严惩。
阿垅先生的房间，多年来一直十分整洁，他一个人带着小陈沛生活，没有保姆，生活料理得极有条理，他的书橱非常整齐，房间里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要点炉子，我记得阿垅先生续煤的时候，单独有一副手套，每次续煤之后，他都要出去洗手，可见他有着十分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天到阿垅先生家来，觉得他房间里有些凌乱，他正在检查自己收存的信件、检查笔记，也可能是烧了一些，这或者就是后来揭发的那样，算是销毁罪证了。
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阿垅先生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他的容貌，已是憔悴了许多，本来阿垅先生就已经是苍苍白发了，今天显得更是苍老。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声音也很爽朗，还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自然劝他不要过于担心，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对阿垅先生说，至少我不认为胡风先生是反革命。
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