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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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我寄到报社去的文章不算太糟糕，那时候提倡工人写作，提倡兵写兵、工写工、农写农，几位后来负有盛名的作家，彼时向报社投寄的稿件，不光是错字连篇，更有只会写千把字的作者，稿件上不会写的字，就画上符号，请编辑去猜测。到底我已经是师范生了，而且还有点表现能力，可能在报社众多的来稿中，我的稿件还颇有一点水平呢。
也是苍天不负，就在我顽强写作，死皮赖脸投稿的感召下，1950年的10月，《天津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祖国，我愿为你奉献一切》，大约2千字。
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不错，至少真诚。因为那时我得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身受资本主义野蛮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而我自己却生活在幸福的新中国，为了感激祖国和领袖恩赐给我的一切，“祖国，我愿为你奉献一切”。
第一篇习作发表之后，我的写作热情更是高涨，每天课余时间，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一头钻进图书馆，一篇一篇地写“稿”。写着写着，我觉得诗歌可能更会被报纸选用，于是我开始将自己的“诗篇”向报刊投寄。好在那时候每到重要节日报上就要发表些诗歌，今天庆祝五一，明天欢迎哪个国家的代表团呀什么的，我都热情地配合过。
投入的另一种诱惑，是有稿费，每篇文章至少可以得到7～8角钱的稿费。五十年代初期，学校的伙食标准，每月8元。一次得到8角钱的稿费，实在是太让人激动了。每次得到稿费，我自然也是先挥霍一下，譬如吃份冰淇凌呀什么的，破费1角钱，余下的钱，就都买书读了。也要买稿纸，3角钱100张，又可以换取许多稿费。最高的一次稿费，我得到了3元钱，我将这3元钱全都买了书，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买了一本苏联作家的小说，是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金星英雄》，书上介绍说，这是一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买到后一口气读完，我真不明白斯大林同志为什么把奖金给了这部“小说”。
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不辞辛苦地写文章投稿，对于我提高写作能力有些帮助。渐渐地我不光给报纸写稿，我还向文学刊物投稿，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吧，我觉得自己写的小稿有文学价值了。
就在我努力学习写作的时候，一件意外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由此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幸欤，祸欤，我已经是身不由已了。
1950年，我在河北天津师范学校读书，一天下午礼堂门口张贴布告，欢迎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报告会，学生会邀请诗人阿垅来校谈文艺创作问题。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阿垅的名字，也读过他的文章，我在书店里也看到过他的诗集《无弦琴》，正如我景仰每一位作家一样，我也景仰阿垅先生。
下午礼堂里座无虚席，那是一个年青人求知欲炽热的时代，是一个造就精英的时代。每次学校邀请学者、作家到学校做报告，总是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人们坐齐之后，就听学生会的负责人说到要去迎一下阿垅先生，这时就看见一个人走进礼堂，学生会负责人大吃一惊地说了一句：“阿垅来了。”这时，我随着大家的目光一起向阿垅先生望去，正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很随便地向讲台走了过来。
那时候作家到一个地方去讲课，不仅没有任何报酬，还要自己乘车，几乎没有人去迎接。阿垅先生受学生会的邀请到我们学校来讲课，完全出于对学生们的一片热心。看着阿垅先生向讲台走了过来，学生们鼓掌欢迎，阿垅先生也连连地向大家致意。
那一天阿垅先生穿着一件绿夹克，一件蓝色的制服裤，朴朴实实，看着就和我们学校的老师一样，一点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作家架子。阿垅先生走上讲台之后，没有休息，立即就开始讲课了。
因为我们只是中学生，阿垅先生并没有讲太深的理论，只是鼓励大家多接近工农生活，于文学创作上要刻苦，不可好高骛远。
听过阿垅先生的讲课之后，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向阿垅先生请教，也是一时的不知所以，我就冒失地给阿垅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几乎没有想到会得到阿垅先生的回信，我只是想也许以后阿垅先生会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谈到我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那时我也就和读者一起得到回答了。
出乎我的意料，才到了第3天，我就接到了一封信，信封很厚，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十几张稿纸，满满地写着毛笔字，我顾不得看信的内容，先翻到最后一页，信末署着阿垅的名字，这时，我才相信是阿垅先生给我复信了。在信中，阿垅先生就我向他提出的问题一一地做了回答，重点处还作了标志。一个少年文学爱好者，能收到一位著名诗人的亲笔信，那种激动的心情，大家是不难想象的。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四、五遍，并十分珍惜地保存好，放在了自己的书桌里。本来，我应该再写一封信向阿垅先生表示感谢，但我怕再耽误他的时间，如此就不敢再打扰阿垅先生了。
第二部分七、亲近文学（2）
不料，大约在半个月之后，我忽然在传达室见到有我的一封信，一看信封上的毛笔字，我就猜中这是阿垅先生的信，匆匆地取出信来，打开一看，原来是阿垅先生在编《天津文艺》处理大量的来稿当中，看到了我寄给刊物的一首诗，阿垅先生认为这首诗写得有些基础，情感真实，文字也还可以，但还不够成熟，他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寄回了我的诗作，并嘱咐我修改后再寄给他。在信的末尾，阿垅先生写道：“从诗中看，你把握了诗的物质，我和芦甸，对你是充满着希望的。”
读过阿垅先生的来信，我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亲自聆听阿垅先生的指教，我贸然跑到新疆路文联宿舍去找阿垅先生。在新疆路文联宿舍，阿垅先生住在三楼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里，几个大书橱，摆放在房间的中央，正好把一间住房分开，里面放着他和儿子陈沛的两张床，外面是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他的书桌上放着正在阅读的书和正在写作中的书稿，砚台里积着墨汁，房间里有许多花。这就正如诗人鲁藜后来在一首《给邻居》的诗中所写的那样：“他是我的老邻居，在他的房子里不是书就是花，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浇花。”诗人鲁藜还写道：“不论白天和黑夜，他在看书，他在思想，他在写，他疲倦了就去散步，书店是他散步的花园，他从街上回来，手里不是书本就是鲜花。”
正如诗人鲁藜写的那样，阿垅是一个单纯的人，他自己乘车去给青年学生们讲课，又给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小青年写信，对他的诗作提出修改意见，他看有人写了一首好诗，就和他自己写了一首好诗一样高兴。阿垅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真得象诗一样的诗人。
阿垅的房间里，最令人注目的，还是他书桌上放着的一个小相片镜框，里面镶着他夫人的遗像。
第一次见到阿垅先生，我有些紧张，但阿垅先生把我当做是一个和他一样从事写作的朋友，没有多少时间，我就不紧张了。阿垅先生就问我都读过哪些书，我大体上向阿垅先生述说了自己的自学情况，阿垅先生听了似是颇为满意。谈话中阿垅先生对我的诗作提出了一些看法，鼓励我一定要把诗改好。一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我不得不离去的时候，阿垅先生还从书厨里取出了一本他的诗集《无弦琴》，题签上“侯红鹅同志指正”，送给了我，随后阿垅先生还把我送下楼来，一直送到门外，直到我走出好远，回头望去，阿垅先生还站在门外久久地看着我。
我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什么值得阿垅先生关注的地方，阿垅先生这样对待我，完全是出于他对年轻人的一片赤诚，更出于他的修养，出于他的学识。这一点在后来和阿垅先生的接触中，我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在天津文坛，有许多老区进城的作家，和这些作家接触，总觉得他们是在教训你，总觉得他们比自己高明，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和阿垅先生接触，他首先让你感到他是你的朋友，他在听你说话。后来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我说了一句可能是有点见解的话，阿垅先生当即就惊讶地对我说：“你看得比我透彻。”
阿垅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平易的人，一个真诚的人。
从此，我和阿垅先生的交往开始了。
阿垅博学，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近代文学的造诣极深，对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更做过认真的研究，（终于，直到90年代，我们才有了一点感觉，觉得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实在令人不好把握，但在50年代，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却是一个包容了一切文艺现象的大课题，人们必须把自己的每一点研究都在马克思的文艺理论里找到根据，否则你的研究就有可能被指控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于会被指控为是反马克思主义）。他出版过几部著作，我读到他写的第一本书，是《诗与真实》，他是中国认真研究诗歌理论的第一人，他的研究对于中国新诗理论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为可贵的是，读阿垅的理论文章，不觉得枯燥，而50年代的理论文章，几乎都带有一种教训人的味道，动不动地就质问你：“难道是这样的吗？”或者更要警告你已经滑到了什么什么的边缘。那时候，一篇文章就可能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什么什么的“代表”。就是在这样一种文风的笼罩下，阿垅先生的文章带给你一种平易的感觉，带给你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息，如此，阿垅先生的理论文章，就容易被人接受。
就是在我和阿垅认识不久，他就受到了围攻，他出版了一部百万字的诗歌理论专著《诗与现实》，书摆上了书店的书架，报上就发表了一条不足100字的批评“文章”，“文章”几乎没有任何论点，我记得这篇“文章”就是一句话，这部书太厚，而出版这样厚的书，纯属浪费。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然而就是这篇“文章”，却把一部理论著作打入了冷宫，许多书店再也不敢卖这部著作了。阿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倾向性》，提出了“艺术即政治”的命题。也许“艺术即政治”的命题并不准确，但总也不至于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围攻式的批判，天津文艺界召开专门会议，批判他的文章，阿垅受批判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写理论文章，到了1953年，他出版了一部专著《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随后他又出版了一部40余万字的诗歌理论专著《诗是什么？》阿垅的理论著作，对于一些人来说，真是不可容忍，虽然他们找不到藉口“批判”，但仍然耿耿于怀，就是觉得不舒服，使他一直受到冷遇。
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对于发生在阿垅身上的事情无法理解。《论倾向性》的文章，我读过，没有读懂，如果不是有人批判“艺术即政治”的命题，我简直看不出来这篇文章都谈了一些什么问题。文章发表之后，有许多人都说文章写得不错，但是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论倾向性》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于是原来支持他的人，也倒戈了，而且正就是给阿垅写信支持阿垅的人，转回头来组织会议对阿垅进行批判，语言还极是激烈。至于《诗与现实》，一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就是有问题，也不能只用一篇100字的“文章”把它打倒，没有讲任何道理，就是书厚。厚书，不是太多了吗？怎么别人的书可以厚，只有阿垅写的书就不许厚呢？莫非厚书就一定反对马克思吗？我是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爱好文学的人总是充满浪漫想法的人，而对于我来说，最浪漫的感情莫过于我把我们的新社会幻想得无限美好，我实在不理解何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如此霸道的文风，还有如此霸道的文人，正是这些文人，占据着领导地位，他们可以随便一句话就把人置于死地，被这些人视为异已，那真是永世也就休想翻身了。
第二部分七、亲近文学（3）
置身于这样可怕的包围当中，阿垅先生时时表现得极是疲惫，有好几次我看到他极是愤慨。对于一些学术问题，本来不应该搞得这样紧张，但那时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涉及到政治，就连诗的格律问题，也成了带有政治背景的大问题了。
当时，我一点也不了解一些人何以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