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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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瞿、韦二人的反思虽然立足于自身的经历、遭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反思，仅仅是因为个人在投身“革命”后饱受苦难。驱使他们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在《多余的话》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语作卷头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是对“革命”的“心忧”，促使瞿秋白不顾身后的荣辱，提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刚开始，瞿秋白写道：“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写道：“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这是在说明为何要写《多余的话》。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写出《多余的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举世哗然，也会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为何要在临死前留下这样的东西。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余的话》的同时，也说：“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笑柄，发生误解或曲解。”连丁玲这样的知心好友都不知“我”实因“心忧”而“谓我何求”，那我的“心忧”要在短时间内广被理解，实不可能。这一点，瞿秋白是充分意识到了的。甚至死后的戮棺鞭尸，瞿秋白都应该想到了。但他还是要说出这些“多余的话”。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是瞿秋白超乎寻常的真诚使然。“革命家”、“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头衔，本不过是舞台上的戏装，瞿秋白内心对之厌恶已久，如果在临死之前不将这些戏装扯下，那就要在尸体上罩上“革命烈士”这样一件新的戏装，而这是瞿秋白决不愿意的，于是，他以这些“多余的话”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旧戏装，也以这种方式预先表示了对“革命烈士”这件新戏装的拒绝。扯下和拒绝这些戏装，不仅仅是要以真面目面对历史，更在于让真实的自己成为“以后的青年”的一面镜子，让“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则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以余生进行反思：“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在《思痛录》之四“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中，韦君宜说到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卖友时，有这样一番慨叹：“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之食？我不会听众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监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据韦君宜爱女杨团说，在“文革”后期，韦君宜就开始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写《思痛录》：“而‘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9）瞿秋白也好，韦君宜好，他们之所以反思，实在不是为了倾诉个人苦难、发泄一己委屈。《多余的话》、《露沙的路》、《思痛录》等，是他们的“心忧书”和“心伤书”，但他们为之心忧和为之心伤的，与其说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苦痛，毋宁说是“革命”本身。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6）
五瞿秋白和韦君宜的反思，也能够相互发明、相互阐释。读《多余的话》能更好地理解《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读《思痛录》也能更好地把握《多余的话》。就以上面所引韦君宜的话为例吧。在这段话里，韦君宜说，参加“革命”之后，她时时面临的选择是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也即意味着，“正直”与“生存”之间，时时构成一种紧张的冲突。要选择继续“做一个正直的人”，“生存”就要受到威胁，就意味着受苦受难，甚至家破人亡；而要免于生存陷入困境，让自己以及家人能安安稳稳地话下去，就必须抛弃人格尊严，出卖和陷害他人。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时，像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内心是极为痛苦的。明白了韦君宜的这样一种痛苦，也就能更好地懂得瞿秋白为何在《多余的话》里称自己为“脆弱的二元人物”了；就能更好地理解瞿秋白为何强调“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仁慈礼让，避免斗争”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意识在我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也就能更好地领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下的这样一些话了：“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末，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是在“责备”自己的天性始终不能适应“革命”，“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狱中的瞿秋白不能像韦君宜那样直接表达对“革命”的伤心，只能以“自责”的方式间接地表达对“革命”的“心忧”。韦君宜是在瞿秋白被杀的那一年投身“革命活动”的。但她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感受到的那种选择的痛苦，瞿秋白早就一次次地感受过了。在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那些接连不断的批判中，瞿秋白一定“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并为这种选择痛苦不堪。“天性”最终使得他没法不继续“做一个正直的人”，于是他只好喟叹自己“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革命”阵营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求人对人像狼一样，而瞿秋白、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不能让自己完全变成狼。“正直”与“生存”之间的选择虽然痛苦，但更痛苦的却是当初的“革命理想”与如今的“革命现实”的反差。瞿秋白、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是怀抱着崇高圣洁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在《思痛录》的“缘起”中，韦君宜谈到当初为何参加“革命”时说：“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怀抱着这样的信念投身“革命”，而“革命”的现实却是“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怎能不令他们心伤和心忧呢？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屡屡说到自己虽置身政治漩涡但却对政治麻木、冷漠、厌倦，以致于对于加诸自己的罪名，也照单收下，连争辩和洗刷的兴趣都没有。“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我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这种丧失“原则”、泯灭“是非”、得过且过的心态，韦君宜在反思时也不只次地说起过。《露沙的路》中叙述过露沙的这种心态，《思痛录》里也说到过自己的这种心态。例如，在《思痛录》之一“‘抢救失足者’”里，韦君宜写到丈夫杨述在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而“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宣传部长也“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起初还不肯，但“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李华生还和我谈话，说“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溃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当瞿秋白、韦君宜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陷身于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荒谬之中时，就难免产生“信念崩溃的感觉”，而紧接着产生的便必然是麻木、冷漠、厌倦和得过且过，是不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坚持政治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