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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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喇叭再权威再响亮，也不足以把“群众”发动到这种程度，但在这个过程中，郭这支喇叭毕竟做出了独特的、难以被取代的“贡献”。
胡适与胡风本来不搭界，但因为批胡适与批胡风同时进行，于是二胡也就被郭沫若一锅煎。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中，郭沫若说道：“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在这类批判运动中，郭沫若这支喇叭往往起着定基调的作用。既然有郭沫若把胡适与胡风绑在一起，自然也就不乏效法者，例如，在批胡风运动中，冯友兰的一篇文章就叫做《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
沫若之吻及其他（2）
说起来，同毛泽东一样，郭沫若也曾经是胡适的崇拜者。1954年11月8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以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记者的谈话，这其实是放出了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的信号弹。在谈话中，郭沫若院长“分析了胡适的反动哲学的遗毒对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影响”，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这是在强调批判胡适的必要。正因为胡适在现代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影响太过深广，正因为胡适曾是现代中国的“孔子”，所以必须花大力气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对胡适进行“彻底批判”，以便“彻底清除”胡适的“流毒”。在对记者谈到胡适当年的影响时，不知郭沫若是否想到自己曾为了一句夸奖而对胡适抱而吻之。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写道：“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如今胡氏早已长眠地下，郭氏年跻耄耋却仍在大做其诗，但是以胡适的标准来看，郭沫若后期的诗就‘很错了！’将来他地下若逢老朋友，恐怕胡适之也就要拒吻了。”此事发生在1923年10月23日，胡适和徐志摩日记中对此都有记载。胡适当日日记中写道：“是夜郭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仅仅是曾打算评《女神》，就令郭沫若又抱又吻，可见胡适当年有着何等的权威，也可见在1949年后把胡适“批倒批臭”有何等必要了。
大陆上对胡适万炮齐发之时，胡适正在美国当寓公。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那些批判他的文章，他大都托其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任职的唐德刚找来读过，有时不免“掩卷大笑”。这些文章很快由三联书店以《胡适思想批判》为书名结集出版，共出版了八辑。这八本书，胡适也立即弄到，所以唐德刚说：“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有一次唐德刚“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适：“这几十万字（按：实有二百万字，加上《胡适思想批判》以外的批胡文章，共有三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在当时撰文批判胡适者中，许多人曾经是胡适的朋友和学生，不少人还曾经是胡适热烈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仅此一点，胡适就没有理由对之漠不关心。这些批判文章其实相互是有着不宜忽视的差别的。有的仅仅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写，于是便用一些流行的套话敷衍成文；有的名为批判胡适，其实只是在痛骂自己；有的则为了立功邀宠而别出心裁，把文章写得出人意料地险恶阴毒读着这些昔日熟人的文章，胡适内心一定颇多感慨。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还写到；“那时大陆上‘批胡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双管齐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业便是‘骂胡适’。胡适这个‘买办学者’、‘洋奴大班’，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先生却立刻叫我送给他。每张他都细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心平气和，言出由衷，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风范，真令我万般心折！”当时大陆的“批胡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都由郭沫若挂帅。对那些批判文章胡适嗤之以鼻，但却丝毫不妨碍他对同时出现的文字改革欢欣鼓舞。如果考虑到胡适其时已被大陆宣布为“战犯”（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如果考虑到其时大陆对胡适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敌视，就不能不为胡适的胸怀、气度所感动。胡适的确是坚决反共的，这一点丝毫不含糊。但胡适的反共并不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并不是只要出自共产党之手的事，便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唐德刚说，这表现的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风范”，我以为这样说还不够，应该说，这还表现了胡适对中华民族进步向上的强烈企盼。当然，胡适之所以对大陆的“文字改革”热烈肯定，还因为这场改革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都与自己当初的想法颇为吻合。汉字必须简化，这是“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化人士的共识。例如钱玄同就为简化汉字写过不少文章，并着手编纂简化字字典。胡适对此也是坚决支持的。钱玄同们曾把1922年8月20日出版的《国语月刊》办成“汉字改革号”，本来打算请胡适写一篇长文，但恰逢胡适生病，不能久坐作文，于是便“扶病”替这期刊物写了一篇“卷头言”。在“卷头言”中，胡适极力强调要尊重、认可“小百姓”对语言文字的自发的改革。他说自己在研究语言文字时，总结出两条规律，一是“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一是“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又强调“这二千年的中国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而所谓“破体字”，也就是民众自发对汉字进行简化的“俗体字”，胡适举了“万”、“刘”、“龟”、“乱”、“灶”、“芦”、“听”、“声”、“与”、“灵”、“齐”、“斋”、“还”等这些当时还被称作“破体字”者为例，说明这是民众“惊人的大改革”，学者文人应该对之审查追认。胡适写道：“钱玄同、黎劭西诸位先生对于古来这些破体字，曾经细细研究过，认为很有理由的改革；认为进步，不是退化。他们觉得这些破体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滩潢的专有品，乃是全国人的公共利器。所以他们现在以语言学家的资格，十分郑重的对全国人民提出他们审查的报告，要求全国人采用这几千个合理又合用的简笔新字来代替那些繁难不适用的旧体字。”大陆后来的“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按胡适当年肯定过的原则进行的，所以唐德刚说所谓“文字改革”者，搞来搞去也还未脱胡适当年所说的“破体字”那一套。看到自己当年的文字改革理想在大陆实现，胡适当然会有一份好心情，即便那么多来自同一方向的攻击、污蔑、谩骂，也不能阻挡这份好心情的出现。不过，如果想到当初郭沫若们一边写文章批判胡适，对胡适全盘否定，必欲“彻底清除”胡适影响而后快，一边又在按照胡适当初的设计进行“文字改革”，就不由得让人感到一种滑稽。其实，连那些批胡文章所使用的标点符号，都是胡适们当年制订的。1919年11月，由胡适、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半农）、钱玄同共同制订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收入《胡适文存》），提交教育部，教育部将此议案作为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公布，12种胡适们参照西式标点制订的汉语新式标点符号于是开始广泛被使用。当年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不但用的白话是胡适极力倡导的，用的标点符号也是胡适参与制订的，要“彻底清除胡适遗毒”，岂易事哉！
沫若之吻及其他（3）
“文革”结束后，有所谓“文革语言”一说。人身攻击、蛮不讲理、粗暴专横、罗织构陷，等等，是所谓“文革语言”的特征。这种语言方式当然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但却并非始于“文革”，并非“文革”时期所特有。更早的就不说了，至迟在1949年后的批判胡适和胡风运动中，这种语言方式就表现得很充分。而在运用这种语言方式上，郭沫若也有超凡的表现，并对其他的批判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上面说到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中，郭沫若就有如此妙语：
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
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
这里，逻辑上的蛮横霸道姑且不说。以“郭老”如此“尊贵”的身份，在如此“郑重”的场合和如此“庄严”的批判中，竟拿二胡的姓氏做文章，实在让人感叹。后来大陆上的谈“胡”色变以及文艺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每是胡姓，大概正源于“郭老”的此番宏论。有郭沫若这样的人以这种方式批判二胡，在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中，泼妇骂街式的语言充斥报刊也就是十分正常了。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中，就称胡风为“魔鬼”，而曹靖华在《打蛇，是为了对人民的爱》中，则称胡风为“危害党、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九头蛇！”。如果说郭沫若是拿二胡的姓氏做攻击武器，那曹靖华则是从胡风的籍贯中得到了辱骂的“灵感”。民间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一说，湖北人又被称作“九头鸟”。称湖北人胡风为“九头鸟”显然还不够味，因为那样一来，文章的标题就成了《打鸟，是为了对人民的爱》了。为了具有必要的力度，曹靖华变“鸟”为“蛇”，于是胡风就成了“九头蛇”。这里仅举几例，其实这种语言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后来的所谓“文革语言”，无疑是对郭沫若等人批判二胡语言的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郭沫若北伐时期当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1949年后又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副总理，说起来，一生也算是“出将入相”了。1949后，跻身于那些工农出身的、枪林弹雨中熬出来的将相之列，不知郭沫若自我感觉如何。至于那些将相如何看他，“共和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中倒是有所透露：“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郭沫若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着特殊的交情。在现代文人中，除柳亚子外，只有郭沫若与毛泽东有着唱和关系。而郭沫若的成为“党喇叭”，很大程度上就是周恩来直接铸造的。对郭沫若，那些工农出身的将相们表面上应该是很尊敬的，但罗点点的回忆告诉我们，他们对郭沫若内心却颇有鄙薄。“脱党”一类的议论，罗点点这样的孩子能听到，说明他们的父辈在议论郭的这类“重大问题”时并无多少避讳。他们不太避讳地非议郭沫若，则说明郭沫若实际的政治分量并不像外表上看起来的那么重。郭沫若的孩子与罗点点们是同学和游玩伙伴，那些将相们对郭的议论完全可能传到他的耳里。听到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