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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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半夜便起来排队。结果人越挤，卖得越慢。到下午5点各代销点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全部售完。
其实这时，孔祥熙手里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蔼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向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
吕拿着孔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
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
就这样，5000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
吕威、郭景琨按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蔼龄所办公司的帐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面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元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元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
后来美元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蔼龄至少赚了30个亿。；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元公债一事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派戴笠秘密调查了此事，证明属实后，把鼻子都气歪了。蒋介石觉得这件事孔祥熙太不像话了，做得太过分了。但他还不能公开流露。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对某个重要官员流露出的任何一点不满，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此时他对孔祥熙的厌烦已是肯定的了。这也为不久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根据。
事后也有人说孔祥熙是聪明人办了个蠢事，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产，几辈子都吃不完，何必因小失大呢？
话虽这么说，但这就如同在赌场上一样，赢了还想赢，永远也没有止境。那些官迷，当上了小官还想当更大的官，当上省长还想到中央；对他们来说，不进则退，停止不前就等于将被淘汰。孔祥熙也是一样，他爱钱如同爱命，其至超过了爱他的生命。他有了还想有，赚了还想赚，绝对不会有什么止境。当然，他确实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江山姓蒋，蒋介石让不让他赚这个钱还是要命的关键。
此次孔祥熙侵吞美元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
2．敛财手段之二：走私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私。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他身兼国家要职，执掌国家财经大权，参与制订修改法规法令，对部属、对下级天天讲廉洁。要缉拿走私犯，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犯。
当然，孔祥熙不是3岁的小孩，不会傻到自己亲自去干，然后给人抓住把柄，招来无端的是非。他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去干，叫他的亲属去干，赚了钱大头是他的，出了事找个替罪羊一推了之。他孔祥熙还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部长嘛。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当时与外界相连的还剩下两大出口，一是香港的海上通道，二是西南和缅甸、越南相通的陆路通道。国民党政府的进出口物资主要靠这两条通道。
因为战争爆发，加之国内和大后方有的工业产品不能制造和生产、或虽能制造生产但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一些工业品和轻工产品的价格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拉得很大，也为从境外向境内走私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国民党上层，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看出了运输部门是个肥缺，因此都绞尽了脑汁向里面渗透。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稳坐第一把交椅外，军统的戴笠和中统的陈氏兄弟是两大势力。在政界和经济界，孔祥熙和宋子文则分庭抗礼。这几大势力都看中了香港和西南这两个黄金通道，纷纷向其中插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国民党政府的南大门被堵塞。因此，对外联系的重点自然地转到了西南。
当时负责西南陆路运输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秘书处、警卫处等十几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处。别看牌不大，权力可不小，它是军统直接控制的特派机构，直接监督西南运输公司的全面工作。当时西南对外联系主要是从越南的海防到桂林的海桂铁路，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以及后来修筑的从印度到云南保山的申印公路。
这些战略要道，一方面的抗战运送着大批物资，一面也为国民党豪门人物夹带走私货。而那主管运输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则靠着这两条公路一条铁路大发横财。
孔祥熙是何等人物。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其实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看别人在赚钱，最听不得别人在发财。眼看着宋子文、戴笠在西南运输处大把大把的捞钞票，而他只能像一个不能上场的后补队员那样坐冷板凳，那滋味真比用刀子挖他的心都难受。
还有就是宋蔼龄和她的那几位少爷小姐，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贪婪，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重庆搞运输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孔令侃几乎每天吃晚饭时都要这样问紧锁眉头的孔祥熙。
孔祥熙何尝不想插手运输走私。但他明白，在中国要想干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讲名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西南运输处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控制下，你怎么能插得进去。因此尽管宋蔼龄、孔令侃成天吵吵，孔祥熙一直不动声色。
1939年，孔祥熙吞并华西公司初步得手，他主持拼凑了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下属的企业有十几家而且都是重工业。孔祥熙的想法是把中兴办成全国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中兴公司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他肯定了孔祥熙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工业掌握在手里。孔祥熙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插手公路运输的时机和理由。
他以中兴公司和他所属的金融财政系统的实业需要物资交流为由，在他所直接掌握的中央信托局下面新成立了一个运输处。在上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这个运输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兵工储料”及“中央银行运钞和装运国家急需之特种物资”。于是，孔祥熙借着这个运输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他想往已久的走私勾当了。
为了使走私万无一失，孔祥熙任他的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负责人，直接掌管运输处的工作。孔令侃则向他老爹推荐他的心腹，原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林世良为运输处处长。这个林世良原本是个溜须拍马之徒，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在吃喝嫖赌上与孔令侃臭味相投，又心甘情愿当孔令侃的奴才，才被孔令侃相中。孔祥熙对中央银行这一层的干部都不了解，他只是叮嘱孔令侃，运输处长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且油水也不小；非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之人不能胜任，孔令侃则拍着胸脯向他老爹保证没问题，于是林世良走马上任。
再说林世良，原本是个无职无权的芝麻绿豆官，因行为不轨和行里其他同事关系也不好。这次突然荣升运输处长，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当即他称孔令侃是他的恩人，并表示为孔家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结果林世良真的竟为孔家而死了，这是后话。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成立以后，由于背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便有恃无恐地大肆走私。他们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和其他一些理由闯关过卡，运送的都是当时重庆四川最紧俏的物资，大到冰箱沙发，小到烟酒发卡，甚至连孔家养的猫狗的吃食等等都来走私。
各路哨卡虽然也多如牛毛，但那也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能在滇缅公路走私的人都有头有脸，什么证件都能搞得到，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扣了他们的车扣子他们的货，不到两天一个电话，你还得放车放人。1939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攻占3年多时间里，孔家在这条公路上不知捞到了多少好处，林世良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大腕。
1941年初，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和美军作战，决定发动攻缅战役，目的就是切断国民党政府和国外联系的惟一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从而使蒋介石投降。这时，蒋介石也风言风语听到不少关于滇缅公路走私的消息。特别是戴笠，别看他本身就干走私的买卖，但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还是供出了不少他的走私同伙。
“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当时蒋介石问戴笠。
“我恐怕力不胜任，只好能派出一钦差大臣，既和各派利益无关，又有委员长的尚方宝剑，才能出于公正铲除弊端。”
蒋介石觉得戴笠说得有理，滇缅公路的状况不扭转，会直接影响到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像这条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血栓，如不及时清除，这条大动脉就有瘫痪的危险。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出马，并委任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头衔，常驻仰光。
这个俞飞鹏以前是个小学教员，后借助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小官，论德论才论貌都极一般。但有一条，对蒋介石绝对忠心耿耿。蒋介石明白，选用监察、执法一类的官员，忠诚和铁面无私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能力。
果然，俞飞鹏一到仰光，便开始“整顿”滇缅公路的运输秩序。他发布命令说，从他上任之日起，不论公车私车，都必须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一切车辆不能在路上通行。
走私是被暂时遏制了，但正常的运输也陷于瘫痪，因为滇缅公路每天要通行数百辆汽车，几十个车队，要…一检查后签发通行证当然要造成交通堵塞。而俞飞鹏为了表示自己执法如山，为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事必躬亲，甚至每辆军车的车篷他都要撩起来查看。一时间，仰光到处挤满了运输的车辆，仓库里堆满了急需运输的物资。
1942年春，日军没有在史迪威设想的地段展开正面进攻，而是从泰国迂回，向史迪威的背后扑来。这大大出乎赴缅远征军的预料。正面构筑的工事屁用没有了，后路又被日军切断。如不撤退，恐怕只有全军覆没了。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也得跟着撤，可满大街堆放着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交给日本人吧。于是，俞飞鹏就对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说：你去派人把东西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潘其武也不傻，当即就说：“那些都是供给大后方的军用物资，你叫我去烧，军统的条例里没有撤退时放火这一条。”
俞飞鹏火了，“这里我说了算！你去还是不去？”
潘其武说：“我去放火可以，但你必须写条子，不然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潘其武知道，在长沙撤退时，一位军官就是因为撤退时放火而被枪毙的。
俞飞鹏自知难办，如烧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罪责难逃。但若不烧，留给日本人，则更无法向国人交待。最后一咬牙，写了条子给潘其武。
潘其武拿到俞飞鹏的手今，又派人坐专机将手令带到重庆报告给戴笠。戴笠默许后，才开始放火。即使这样，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一事还是由新闻媒体爆了光，重庆方面为之哗然，纷纷要求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转移目标，欺骗人民，必须要找一个替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