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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

孔氏家族全传-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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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汤山会谈遂不了了之。 
  蒋介石之所以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目的是利用此次会议压服各派军事领袖,然后召开编遣会议,实现其独握兵权的目的。但是,这一计划终因各实力派领袖的反对而告流产。蒋介石不得不另辟蹊径,继续作他的独裁梦。 
  恰在这时,胡汉民、孙科等人回到国内,胡汉民还表示要与蒋合作,实施“五权宪法”。这一政治主张使蒋介石及各地方实力派均感到可以接受。于是,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孔祥熙在这一届政府中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筹备主任,积极准备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但阎锡山躲在山西一步不肯离开。桂系的李宗仁守在武汉,白崇禧守在北平,黄绍宏一心一意经营广西桂系老家。只有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给的官表示不放在心上,但对编遣会议很感兴趣。10月3日,冯玉祥先于别人到达南京。因为他要利用编遣会议实现他的裁军计划。 
  蒋介石看到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开编遣会议,于是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大力宣传整理军事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是实行训政的先决条件,从事建设的前提,是“绥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证,是“预备外交的后盾”等等。总之,把整理军事说成是解决国民党一切矛盾的惟一方法,呼吁各军事首领“在编遣会议上团结起来”,并要求全国都支持召开编遣会议。 
  蒋介石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事。一些富商大贾,从有利于他们的生财之道出发,以申诉广大民众受兵战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打破军阀割据。各实力派的首领顶不住上下的压力,只好都跑到南京去开编遣军队的会议。 
  蒋介石知道编遣军队的困难重重,于是他就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蒋介石“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汤山温泉洗浴,以闲谈的方式,挑拨冯玉祥与其他实力派作对,并假意尊重冯玉祥的意见,几次请冯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方案来。冯玉祥禁不住蒋介石的诱惑,在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三有三无加齐全”为标准的编遣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不全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按这个标准,冯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这样一来,蒋、冯的军队编的最多,这引起了其他人的猛烈攻击。蒋介石对冯案不加可否,却在暗地里数次请阎锡山到家里吃饭,向间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阎锡山明知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成了最有实力的一派,但他考虑到不顺从蒋介石的旨意,也难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阎又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像作忠诚宣誓。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阎的两个方案同时提到会议讨论。他不表态,一任各派去争吵。同时他又在采取种种办法,争得多数人倾向阎锡山的方案之后,才以仲裁者的面目在会上表态,同意阎锡山的方案。并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十分感谢他。这样,蒋介石在编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更增加了实力。 
  最后,会议制订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 
  至此,阎、冯、桂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从相互攻击转为相互同情,并设法抵制编遣会议。在会议最后阶段,冯玉祥提出抗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阎锡山也提议休会。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派就范,也只好宣布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吵吵闹闹的编遣会议,到1929年1月25日终告收场。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认识了,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会罢休的。他们不等宣布散会,即纷纷返回原地,积极准备力量,誓与蒋介石较量一番。于是,连年不断的派系混战又将开始了。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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