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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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孙的假痴假呆，答道：“都是这些白石头子。”皇帝见他土头土脑，错把白玉当石子，也便哈哈大笑而了之。”
但是，孔祥熙毕竟接受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人爱干净、勤洗澡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回国后他大加提倡，并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部下发牢骚：
“中国人真是肮脏，洗脸只抹一把脸盘子，绝不儒洗颈脖，洗手只洗手背掌，从不肯顺便也洗洗胳膊，清洗界限，截然分明，洁与不洁，永远保持楚河汉界。这种决不越俎代疱的洗涤，究其肇因，而不洁之故端在不洗澡”。
接着孔祥熙还说：
“谈到洗澡，我们中国人竟有人一生一世只洗过三五回的。你们若不相信？那么，请看所谓世家子弟的身上，污垢满布一层，油腻无处不有。像这么样的肮脏，生活既不舒适，发汗更难畅通，因而体格赢弱，百病丛生，这就是东亚病夫绰号之由来！
所以，孔祥熙一生遂以洗澡为习惯，自从美国返归中国后，一直保持一日一浴，到死为止。不仅是洗澡讲卫生，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二人因都受过美国式的教育，生活西方化、饮食西方化和谈话西方化等等在他俩身上体现得也非常鲜明。
可能是受西方夜生活的影响，孔祥熙和宋蔼龄都是以昼作夜、以夜作昼。孔祥熙每天一般睡到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上午一般不会客，也不出门，随便看看报纸。午饭前要洗一次澡，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下午1点半去财政部办公，一些兼职机关的办公人员（行政院、中央银行）都是到财政部碰头，向孔祥熙请示工作。晚上办公时间没有定，有时七八点，有时一、两点。
当时的党国要人，一般都是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孔祥熙也不例外。宋蔼龄常往上海，规定孔祥熙每到周末须下午5时从南京坐火车9时抵家。宋蔼龄一般来说不去车站接他，偶尔遇有约会，才到车站接孔祥熙，然后直接赴约定地点。依照惯例，孔祥熙要在星期天夜里坐夜车赶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7点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的有关活动。
孔祥熙的早点（相当于半中午饭，他起的很晚）是一碗蛋白燕窝汤，并备各式高级点心轮换着吃。无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孔祥熙的早点都是单独吃，中饭则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般是6个菜，2个汤，生熟冷热俱全。全家人都喜欢吃无锡大米饭，只有孔祥熙一人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每顿吃一中碗约3两，或是两个山西煎饼。孔祥熙家里共有3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山西人专门制作家乡菜给孔祥熙一人吃。山西人都喜欢吃陈年老醋，孔祥熙也有此嗜好，而宋蔼龄和子女们则都不吃。有时赶上家里吃西餐，菜和汤并不按“六二”配备。孔祥熙在南京办公的时候，下午3点家里派人送去乳汁莲子羹一碗，夜间回到家里，吃人参鸡汤一小碗和自制山西煎饼一小盘。
孔祥熙除了每天午前洗一次澡外，大约每周洗一次汤山温泉澡，有时也约上蒋介石一起去。那里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孔祥熙家有自己的医药顾问，专给孔祥熙看病的是一个犹太人，是上海保隆医院著名的医生，据说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薪金数百元给此人。孔祥熙身体肥胖，血压较高。遵照医嘱，孔祥熙不喝酒倒喜欢吸烟。办公会客都要抽烟，可是当着宋蔼龄的面，孔祥熙从来不吸烟。宋蔼龄自己不吸烟，也不准丈夫吸烟，如果发现孔祥熙吸烟，就会埋怨道：又吸烟了吧？孔祥熙每逢这时，就会低头不语，丢掉香烟不吸了。
发迹后的孔祥熙不大爱看书，卧室里连书架都没有。但每天要看报纸，《中央日报》每天必读，《新闻报》的商业行情也是每天必读，孔祥熙每天看报的时间，大约一、二个小时。
孔祥熙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信仰基督教。但孔祥熙很少去做礼拜。这一点和宋蔼龄大不一样，宋蔼龄住上海时，每周都去做礼拜，只是每天吃饭时免除了祷告谢饭的仪式。
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盛行打麻将牌，孔祥熙家却不流行。孔祥熙对这些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赚钱。宋蔼龄倒是喜欢打牌，可不是麻将牌，而是扑克牌。宋蔼龄也是每天上午10点左右才起来。她一天中最热闹的黄金时刻是在晚上。有几对夫妇是她的密友，每晚必来，家里成了宋蔼龄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有盛老七夫妇，盛老七名叫盛升颐，是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他的妻子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且妩媚动人，尤其善于辞令，一望便知是交际场中能手。她是宋蔼龄的挚友，也是智囊，为之出谋定计操纵市场，配合得非常出色。此夫妇二人几乎天天来。此外还有税务局长樊充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一来就是一双。大多是在这里吃晚饭，有时打电话叫冠生园送一桌广东莱来，吃过了即打扑克牌，赌兴极浓，直到深夜1点左右吃过点心方各自散去。有时不打扑克，便在家里办个舞会尽欢始散。
宋蔼龄每天早起，喝一碗珍珠粉燕窝汤。她认为长期服用可使皮肤细腻。宋蔼龄的外表并不漂亮，可是极爱打扮，平时穿的衣服和皮鞋、使用的化妆品都是舶来品，式样是最流行的，走起路来都香扑鼻，俨然一位贵妇人。
宋蔼龄亦非常讲究卫生，每天早点后洗澡，用的是英国女皇用的洗澡香粉。当时的上海只有一家外国洋行出售这种香粉。衣服穿不了几次就换新的，袜子和皮鞋换得更勤。她换下来的衣服，一般都分给花园里的女工。
孔祥熙和宋蔼龄虽然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宋蔼龄泼辣锋利，说话算数，家里的规章都是她定的。孔祥熙有点怕她，所以要老老实实地遵守。孔祥熙单身住南京时，未曾有过外遇。每逢星期天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夫妇二人便出现在花园里散步说话，看起来很亲密。
家里的孩子们，都怕母亲，不怕父亲，以至影响到家里的佣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孔祥熙在生活习惯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那么在学业上还算是为中国人争气的。孔祥熙人耶鲁大学之初，每天都是平平和和、温温吞吞的样子。本来东方学生就少，美国人就更瞧不起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青年了，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孔祥熙心里清楚，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暗里却刻苦努力。不久，孔祥熙便以优秀的成绩，征服了大家。人们终于发现，这个不动声色的矮胖子，是个思维极为严密、做事极为认真的人。没有人看不起他了，接近他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都愿意和孔祥熙做朋友。
正是因为孔祥熙为人谦和，学习成绩突出，所以孔祥熙留学6年，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其中和孔祥熙称得上最为知己的要算是欧柏林大学的保罗·考宾。
保罗·考宾是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密友，二人友谊深厚，无话不谈。在孔祥熙的影响下，保罗非常向往中国这块神秘的东方大地。为此，孔祥熙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康保罗，字乐三。
孔祥熙曾不止一次地向康乐三讲述当初山西教案的情况，并且每每难过地说：
“回忆庚子殉难的那些教士，在太谷设医院与学校，传布福音，使太谷一城百姓获益无穷，他们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基础，被庚子事变摧毁无遗，好不容易皈依基督的一些信徒，经过庚子那样大事杀戮，虎口余生，心摧胆裂，再也不敢上教堂的门。而西洋教士为了自身的安全，更无不视中国为畏途，殉难先贤的事业，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
康乐三听得非常激动不禁地动情地说：
“听你所说的，你的故乡太谷，竟比欧柏林先生尽瘁一生的史特拉斯堡环境更加恶劣，造福人群必须有冒险犯难的决心，基督精神原本是信、望与爱。孔君，如果你学成归国还愿意本着欧柏林先生的精神回到你的家乡去继续先贤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不妨邀几位志同道合、不避艰危的朋友，大家一齐到太谷去！”
“好极了！”孔祥熙高兴道：“我决心放弃祖传的许多事业，不做官，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我愿回到故乡，将殉难先贤的作为发扬光大”。
孔祥熙后来真的回到老家太谷，继承了先贤的事业，但所谓不做官的诺言，却很快给证明是假的了。
一次推心至腹的谈话，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康乐三先于孔祥熙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夫人一同来到中国，主动地到太谷主持教会，他的夫人做为助手，也在教会里担任一些工作。后来孔祥熙回国，在老家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康乐三夫妇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康乐三本人还应邀在铭贤学校担任教员，支持孔祥熙的欧柏林精神。对此，孔祥熙曾这样说过：
“铭贤草创之初，其困顿艰苦，祥熙固力任而不辞。惟熙每有一得之见，辄若不为时有所惊，而君（康乐三）不独谅之，且更助之成之，世言知己之交，熙与君有焉！”
1905年，孔祥熙刚刚考人耶鲁大学研究院不久。一天，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旅美正经过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这消息使孔祥熙万分激动。他决心再不放过这次机会，1901年，孔祥熙在日本横滨已曾错过了和孙中山见面的机会，当时他觉得非常遗憾，甚至有几分失落感。孔祥熙是带着遗憾与失望，从横滨启程去美国的，以至他一路上都闷闷不乐。后来在美国他又错过了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这次孔祥熙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要见上孙中山一面，当面向这位革命的先驱请教。
放下每天要听的课程，放下手中研究的课题，孔祥熙坐上火车，从康狄纳克州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去与孙中山先生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克利夫兰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1796年以城市的筹建者克利夫兰将军的名字命名。
这一次孔祥熙在别人的指点下，很快找到了孙中山先生寄寓的地方。站在门前，孔祥熙的心“咚咚”直跳，按门铃的手停在半空有些颤抖。他想象不出孙中山这位革命的领袖，肯不肯见他这个20岁出头的“楞小子”。如果不见自己该怎么办呢？如果见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会面呢？孔祥熙犹豫着。但随即孔祥熙想到，会晤孙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长期的夙愿吗？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强烈的愿望促使他鼓足勇气，使劲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站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位身材中等、留着两撒胡子且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他热情地向孔祥熙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孔祥熙让进屋里。此刻种种疑虑和担心转眼之间全消失了，孔祥熙迫不及待地声音有些激动地向孙中山先生述说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种种忧虑，表达了自己愿意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耐心地倾听着孔祥熙的述说，深深地被眼前这位出身于中国传统世家而又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长大现在又留学海外的游子的经历所感动了。孙中山想到中国多一些这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年人该多好啊！这样的年轻人多起来，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华夏民族就有希望啊。
初次见面的投缘引来了孙中山与孔祥熙的彻夜长谈。孙中山先生热情而坦率地向孔祥熙阐发了革命宗旨和民族大义，以及革命的方略，向他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介绍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合成大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由他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志士携手合作，如今革命的浪潮正风起云涌一日千里。
那还是在1894年。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便再返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奔走逾月，在华侨中动员了20多位关怀祖国命运的人（主要是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于1894年11月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虽然兴中会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号，不仅标志着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并且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