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的雪 作者:[苏] 尤里·邦达列夫-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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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一点也不走运，将军先生，您的士兵没有打死我，却把我象猪似的赶在弹坑里挨冻，他们自己也冻坏了。他们是狂热的暴徒，对自己也那么冷酷无情！我曾请求他们打死我，因为打死我——这才是善良的举动。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倒不是斯拉夫人的心思不可捉摸，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虏获物。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认为我们凶暴残忍，我们却认为你们是一群魔鬼……战争是游戏，这种游戏从童年就开始了。人类在襁褓中就是残忍的。将军先声，难道您不曾看到过，当一座城市发生火灾时，那些少年人是多么兴奋，他们的眼睛多亮啊？！他们总是幸灾乐祸的，弱者依赖暴力而自主，当他们摧毁别人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这些话听起来荒诞而可怕，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德国人杀人是为了崇拜元首，俄国人也杀人，他们是为了斯大林，谁也不认为自己在作恶。相反，互相残杀被看成是善良的行动。到哪儿去寻找真理呀！将军先生？神圣的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您这位俄国将军也在指挥士兵杀人！……任何战争中没有正义的一方，只有嗜血的本能和残忍的暴行。不是这样吗？”
“您要我回答吗？少校先生！”别宋诺夫冷冷地问道，在德国人面前站停下来。“那就请您先回答我：既然您讲起了善和恶，那么，请问您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是纳粹主义者，将军先生……是个特别的纳粹主义者：我为统一德意志民族而战，但我反对党纲里关于暴力的那一段话。我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社会，所以很遗憾，我象我的许多同胞一样，甘心情愿处在别人的淫威之下，换句话说，我只有服从。我不是骑士，我是马，将军先生。带着勒口的马……”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倒很有趣，”别宋诺夫冷笑了一声，把整个身子疲倦地支在手杖上。“马和骑士的关系，海外奇谈！一个依仗暴力来到俄国的纳粹分子，根据命令在别人的土地上烧杀掠夺，可是他居然也反对起暴力来了。这真正是奇谈，少校先生！好吧，既然您向我提出了问题，少校先生，我就来回答您。我仇恨那种靠残忍起家的人，但我赞成对恶施以暴力，并且认为这就是善。如果有人带着武器闯进我屋里来杀人……放火，并巳还象您讲的那样来欣赏火灾和破坏的景象，那么我也应该杀人了，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言语是不顶用的。我的话离开了本题，不过是一段抒情的插话而己，少校先生！……”
别宋诺夫没来得及听完红脸大尉的翻译，掩蔽部的门轧轧地打开了，从交通壕里吹进来一股冷气。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鲍日契科未等许可就急忙走进了掩蔽部。他挺直身子，结结巴巴地又喊了声“司令同志”，他那一向显得精力充沛的笑脸，现在变得苍白无神了，他朝德国人那边作了个威胁的手势，马上又走了出去。这一切使别宋诺夫提心吊胆地预感到：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情况。
“你们继续问吧，”别宋诺夫匆匆地对侦察科长说，后者正不安地瞧着他。他说罢，就瘸着腿向门口走去。“别跟他扯那些强盗逻辑了，”他在门口又补充了一句。
他—走，身后顿时安静下来。
鲍日契科迟疑不决地站在交通壕里，激动地用脚踢着看不见的泥巴。别宋诺夫单独和副官待在一起，不样的预感更加强烈地攫住了他。
他催促鲍日契科：“鲍日契科，干吗不吭声？快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司令同志，维斯宁……”
“在哪儿？这不可能！好好对我讲清楚！他在哪儿？”
“司令同志……刚才季特柯夫少校回到了观察所，他受伤了……他说军事委员……”
“怎么样？受伤啦？被打死啦！”
鲍日契科耷拉着脑袋，用鞋跟踩着脚下的泥巴。
别宋诺夫身上汗涔涔的，腿也象针刺火燎地痛起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头一问对副官提高了嗓门：“我问您，是受伤了，还是打死了？您怎么啦，变哑巴啦？他被打死了？”
“是的，司令同志……半路上碰到了德国人。季特柯夫少校正在通信掩蔽部里等您，”鲍日契科说。“他想向您本人报告。”
维斯宁被打死了？半路上遇到了德国人？在哪儿？在镇上吗？鲍日契科说什么来着？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别宋诺夫竭力想以理智来否定这一出乎意料的、象雪崩一样突然袭来的不幸消息。他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相信再过几秒钟他就要看到维斯宁被打死的目击者季特柯夫少校了。想到此，他对警卫长季特柯夫憋着一肚子怒气，竟然发生了这种事，而且见证人正是他季特柯夫自己！
“那么走吧，鲍日契科，”别宋诺夫说。“走吧……”
灯火、电话机、无线电台、桌上的地图、人影——一切都在晃荡着，似乎在掩蔽部的安静而暖和的空气里飘来飘去。别宋诺夫一出现，大家立刻鸦雀无声。
有个短短的人影在他身旁闪过，带来一股灾祸的气味，他依稀听见一声喊声：“将军同志……”
别宋诺夫走到桌旁，拿出手帕，在下巴和脖子上擦着。他这样做好象是在拖延时间，保持紧张气氛，保持他对这个影子发出来的有气无力的喊声的满腔愤怒；因为这个声音马上就要向他报告维斯宁的恶耗。他沉默良久，然后一边擦汗，一边问道：“在什么地方遇到德国人，季特柯夫少校？”
“镇子西北角，司令同志……警卫车在前面开……”
掩蔽部里只听见季特柯夫的单调的说话声，好象他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声音很沉重，使人不忍回过头来看一看说话的人。但是别宋诺夫突然想瞧瞧季特柯夫的整个样子，特别是他的脸和眼睛，想从中了解事情的真象，设想一下在对方目击的最后几分钟内的情况。
季特柯夫少校的影子在掩蔽部门口的右墙上摇晃着，他的模样变得认不出来了：整个脑袋一直到鼻梁被绷带裹得圆滚滚的，他那胸部宽阔、矮壮得象大铁块似的身体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短皮袄，皮袄的下摆撕破了，左袖管显然被爆破弹打烂了，从里面杂乱地展出一绺绺皮毛。脏得发灰的绷带象帽子似的缠在头上，露出两只布满血丝的绝望的眼睛，他的声音里同样充满着绝望：“后来德国人的侦察队朝汽车走过来。军事委员拒绝转移到房子那边去。离那儿大概有两百米。是一片开阔地……他命令我们开火……”
“怎么牺牲的？……”别宋诺夫打断了他的话。“维斯宁是怎么牺牲的？”
“我们还击了十分钟光景。后来我回头一看：军事委员朝天躺倒在汽车旁，握着枪的那只手按在胸口上，血从嘴巴里涌出来……”
“后来呢？”别宋诺夫狠狠心，催他快讲。他想弄清楚维斯宁牺牲事件中最主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主要的东西老是捉摸不住，含含糊糊，使人无法领会。季特柯夫只报告说维斯宁牺牲了，但别宋诺夫没有亲眼看到维所宁的死，就怎么也无法想象维斯宁已经死了；这是因为这场飞来横祸来得太突然了，同时也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好象存在着莫名其妙的隔阂。他们同在一个集团军里，对全军担负着同等的责任。但是由于别宋诺夫的过错，由于他对自己身旁的第二号掌权人物表示怀疑、没有好感，而使他们之间那一段相处不长的关系变得并不如维斯宁所希望的那样正常。维斯宁态度温和，不愿争吵，不愿强调自己和集团军司令居于同等地位，总是好象顺便说说似地提出一些心平气和的建议；可能，这一切都是维斯宁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了不伤害他别宋诺夫的自尊心而悄悄地放在他脚下的阶梯，使他能够在一支新编的部队里，在一些陌生的、初次见面、还不明底细的人们中间巩固自己的地位。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之间之所以没有保持应有的关系应当由他别宋诺夫负责，而不能归咎于维斯宁。这一点，他现在决不能原谅自己了。……
从照着灯光的较远的一角，从暖和得象澡堂子一样的空气里传来了季特柯夫少校发颤的声音。
“欧辛上校和我轮流背着军事委员。欧辛上校在镇上时，肩膀就负伤了。一颗爆破弹把他的骨头打碎了。就这样，我们遇上了自己的坦克，然后截住—辆弹药车，开到了三○五师的卫生营。军事委员的勋章和证件……都在这儿……在我这儿。欧辛上校留在卫生营治疗。他要我把这些证件完完整整地转交给您。将军同志，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上哪儿去呢？……”
从季特柯夫的每句话里，可以听出他因为束手无策而深深地痛苦着。也许，他现在不应该把维斯宁的勋章和证件拿出来。一团血迹斑斑的东西连同—块发粘的手帕一起放在桌子上。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情地证实了维斯宁的死。别宋诺夫觉得眼睛上仿佛挨了一拳，他用一只手挡住耀眼的灯光，避开了大家的视线，另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碰了碰维斯宁那发粘的私人证件，纸页已经粘在一起，被血水浸得膨胀、发黑了。别宋诺夫久久不敢把它打开。
后来别宋诺夫还是把它打开了。首先投入眼帘的是夹在纸页间的一张精致的小照片，照片上面沾满了暗褐色的血水，但还能看得清楚。这大约是维斯宁和他女儿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他身穿白衬衫和夏季白长裤，完全是战前的打扮，显得相当年轻。维斯宁好象在对什么人微笑，乐呵呵地皱着鼻子，笑得象孩子一样活泼；阳光照着海湾，他坐在一只小艇上，岸上柏树丛中的白色疗养院依稀可见。坐在船尾的是一个瘦瘦的、皮肤晒得黝黑的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的浅色头发从巴拿马草帽底下露出来，搭在脸颊上，身上穿着一件敞胸的无袖衫，露出了两根瘦小的锁骨。她把身子探出船舷，根据摄影者的要求，将一支纤细的小手伸进海水里，两只眼睛从草帽的阴影里朝某个方向斜睨着，而处在遥远的青年时代的继斯宁也朝同—个方向眺望和微笑着。维斯宁的小女孩的嘴角撒娇地鼓了起来，——大概她不愿意笑，不愿意对那个陌生人微笑，而那个摄影者看来一直在固执地要求她：“笑一笑，笑—笑！”
照片角上印着一行白字：“索契，一九三八年。”
“为什么他单单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儿吗？证件里有没有他妻子的照片？如果有，那又能补充说明什么问题呢？不，我不能再看下去，我不能在他死后再来了解他生活中的细节！为什么当一个人死去以后，我们老是想多知道些他的情况，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却并不这样做呢？”别宋诺夫心里想。
“司令同志……”
他把手从额上移开——掩蔽部里只听见高频电话机的蜂音器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话务员取下话筒，犹豫不决地望着别宋诺夫低声说：“您的电话，司令同志，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的。”
“好，好……就来，好，好……”
他的胳膊擦过桌面，挨到了靠在桌边的手杖，用它撑着身体，在大伙儿的注视下站了起来，掩蔽部里一片沉寂，使他觉得好象在泥浆中行走似地难受。他走向电话机，手杖吱吱地响着。被话务员握得热乎乎的话筒好象是个活东西，从里面发出轻微的颤音，这声音离得很远，似乎隔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
别宋诺夫急于要打破掩蔽部里和话筒果的沉默，于是开口说：“我是五号。”
“请等一等，五号同志。一号要跟您说话。”
话筒很快转给了别人，顿时，从夜色沉沉的空间的那一边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一听声音就知道说话的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并且工作繁忙。这声音显得很激动：
“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你好！怎么样，树皮鞋编好了吗？大胡子留起来啦？粗呢上衣束上宽腰带了吗？”
这是方面军司令的声音：柔和、悦耳，带有乌克兰乡音，把“r”这个音发得很软，完全是南方人的口音，——别宋诺夫一听就知道是他。过去他们之间从未以“你”相称，在电话里第一次使用这种非正式的称呼，使别宋诺夫感到不大自然，好象这个称呼夺走了他什么东西，使他在交谈一开始就丧失了某种独立性。可是方面军司令却挺随便地跟他谈起来，就象遇到老同学一样，用上面那些问题半开玩笑地暗示别宋诺夫，似乎他的集团军已处于“被围”状态。
但是别宋诺夫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兴致开玩笑，也不想以“你”称呼对方，他回答道：“一号同志，随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