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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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在他被释放以后，他与其他同样被错判后遭监禁，后又无罪释放的人一起被邀请到电视台，参加座谈节目，并告诉观众监狱对他来说是最最幸运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发现了耶稣。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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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在两个二○○○年圣诞节前夜中的一个——是哪一个没有关系，因为除了人们知道是前是后外，再没有其他差别——达德雷·普林斯这位前囚徒将《B36姐妹》交到了莫妮卡·佩帕的办公室。当时，她那位坐在轮椅上的丈夫佐尔顿正在预言，不久的将来地球将是一个文盲的世界。
“先知穆罕默德①做不到这一点，”佐尔顿说，“耶稣、玛利亚和约瑟②也许也做不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做不到。③查理大帝④坦言他无法做到。这实在太难了！整个西半球没有人能够做到，甚至连深沉老练的马雅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⑤也无法想像如何才能做到——直到欧洲人的到来。
“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也不会读书写字。少数学文识字的就是专家。我可以向你保证，亲爱的，由于电视机，情形很快就会又是那样了。”
不管是首次还是重播。接着达德雷·普林斯插话说：“对不起，我想有人有事要告诉我们。”
莫妮卡快速阅读着《B36姐妹》，越来越不耐烦，最后认定此文荒诞不经。她把小说稿交给她丈夫。他扫了一眼，看到作者姓名时，就像触了电似的。“我的老天爷，我的老天爷，”他叫道，“整整二十五年没有动静，现在基尔戈·特劳特又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
对佐尔顿·佩帕的反应的解释是这样的；在佛罗里达州罗达代尔堡高中上二年级的时候，他从父亲收集的旧科幻小说杂志中抄过一篇小说。他把抄来的东西充做自己的作品交给语文老师弗罗伦丝·威克尔森太太。这是基尔戈·特劳特交付发表的最后几篇小说之一。佐尔顿读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特劳特已成了个流浪汉。
他抄袭的那篇故事讲的是另一个星系的某一星球，上面住着男男女女额头中间长着一只眼睛的小绿人。这些小绿人只有出售物品，或者提供服务，才能得到食品。这个星球出现了供大于求的问题，没有人能想出任何合乎理智的解决办法。所有的小绿人都死于饥饿。
威尔克森太太怀疑这文章是抄袭之作。佐尔顿也坦言，他只是为了好玩而为之，并没把它当做什么严肃的事情。对他来说，抄袭只是特劳特称之为“小犯规”的举动，相当于“在同一性别盲人面前不恰当地暴露身体”。
威尔克森太太决定给佐尔顿一个教训。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她让他在黑板上写“我剽窃了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只要他在她的课堂里，她就让他戴上一块写着P字的硬纸板，挂在脖子上，悬在胸前①。如果在今天她对学生采取这种措施，人家可以告她，让她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威尔克森对年轻的佐尔顿·佩帕采用的办法，肯定是从纳撒尼尔·霍桑②的小说《红字》中获得的灵感。在那部小说中，一个女人不得不在胸前佩戴一个代表“通奸”的大大的字母A③，因为她让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在她的产道里射精。她不肯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牧师！
由于达德雷·普林斯说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妇人把小说稿投进了门外的垃圾篓，佐尔顿因此根本没有想到那人会是特劳特本人。“很可能是他的女儿或者孙女。”他推测道，“特劳特本人肯定已经死了多年。我当然希望如此。愿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腐烂。”
但实际上特劳特就住在隔壁，而且感觉奇好！他处理掉了《B36姐妹》，一身轻松，因此已经开始写另一篇故事。
从十四岁开始，他平均每十天写完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每年写下三十六篇。按此推理，这一篇有可能是他的第二千五百篇作品。小说故事不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而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里。
这个精神病医生的名字，也是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沙登弗洛伊特医生”①。这位医生让他的病人躺在长榻上说话，这点没错，但他们只能讲些在超市小报或电视聊天节目中看来听来的与他们全然无关的人之间发生的无聊的蠢事。
如果某个病人无意中说出“我”或“自己”或“我的”或“我本人”或“自己的”，沙登弗洛伊特就大发雷霆。他从塞得鼓鼓的皮座椅上跃起，又跺脚又挥臂。
他会把那张发青的脸直接面对着病人，咆哮着嚎叫着说些这类的话：“什么时候才能记住别人对你，你，你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兴趣，你这个无聊的没用的一堆粪渣？你的所有毛病是自己以为了不起！别自以为是了，要不就抬起你自大的屁股从这里滚出去！”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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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睡在特劳特旁边那张帆布床上的流浪汉问他在写些什么。那是《沙登弗洛伊特医生》的第一段。特劳特说那是一篇小说。流浪汉说也许特劳特可以从隔壁人家那儿弄到点钱。特劳特得知隔壁是美国文学艺术院时，说：“这同华人理发训练学校一样，和我丝毫没有关系。我写的不是文学。
隔壁那些故作文雅的猴子关心的只是文学。
“隔壁那些附庸风雅的蠢家伙，用墨水在纸上塑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他继续说，“好极了！地球上已经因为多出了三十亿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而正在衰亡，还不够吗！”
当然，隔壁其实只有莫妮卡和佐尔顿·佩帕，还有以达德雷·普林斯为首的值日班的三个武装警卫。莫妮卡给她的办公人员和清洁工放了一天假，赶着去买点圣诞节的用品。他们这批人不是基督教徒，就是不可知论者，或是背教者。
值夜班的武装警卫全是穆斯林。特劳特在离宫时写的《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说：“穆斯林不相信圣诞老人。”
“在我作为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特劳特在先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说，“我只创造过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那是我把我那器具放在产道里做成的。叮儿——铃！”他指的是里昂，那个战争时期从美国海军当逃兵，后又在瑞典一家造船厂被削去脑袋的儿子。
“要是我把时间浪费在创造人物上，”特劳特说，“那么我就永远无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真正重大的事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凶残的发明，荒唐可笑的理想、政府、经济等，所有这些东西使男女主人公都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特劳特也许会说，他塑造的是人物漫画肖像，而不是真正的人物。其实我的创作也是如此。另外，他对所谓的主流文学的敌意，也并非他个人独有。这在科幻小说家中间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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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劳特的许多故事严格地说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哪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把精神病学当做科学。继《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之后，他投进文学艺术院垃圾篓里的是一篇以虚构手法描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掩体里的宾戈①游艺会》。那时时震已日益迫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欧洲，在德国柏林一片瓦砾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宽敞的防弹掩体之中。在故事中，特劳特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也是我经历的那场战争，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他在平时言谈中也这么说。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掩体铁门上方的街面上，苏联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几百码之遥。“希特勒这个人类中最最讨厌的家伙被困在底下，”特劳特写道，“已经是六神无主。与他一起被困在掩体里的还有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亲密朋友，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决断的事可做，希特勒向爱娃求婚。她居然答应了！
故事讲到这儿，特劳特用反问句问了一句，让这句插入语单独自成一段：“见什么鬼了？”
在婚礼仪式当中，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当新郎吻了新娘之后，婚礼冷场了。“戈培尔一只脚畸形。”
特劳特写道，“但是戈培尔从来就有一只畸形脚。这不是问题所在。”
戈培尔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带着一种叫宾戈的游戏纸牌。这是四个月以前布尔奇战役中从美国兵手里缴获来的，完好无损。我本人也是在那场战斗中被完好无损地缴获的。为了节约资源，德国已经不再自己生产宾戈游戏牌。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掩体里的成年人在希特勒兴起以及现在走向灭亡时期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只有戈培尔家的两个孩子知道这牌怎么玩法。他们的邻居家有一副战前的宾戈牌，他们是从那儿学会的。
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解释着如何玩宾戈，成了包括偏执狂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帝国王朝的中心。
多亏了达德雷·普林斯，我们现在才会有《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以及其他四篇特劳特在时震之前扔在文学艺术院门前的小说。在头一遍，也就是那个十年尚不是复制品的时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个捡破烂的女人把垃圾篓当做信箱，知道他会透过钢板大门的猫眼观看她那疯子的舞蹈。
这一点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当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说，他就苦思冥想，希望发现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谕。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后，他是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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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离宫，达德雷·普林斯将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劳特的手中。特劳特本以为，卫生部早已将他的手稿或者焚烧，或者掩埋，或者倾倒到了远离岸边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会有人阅读。根据他自己对我说的话，当时他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的大床上，满心不悦地翻阅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纸。那天天气炎热，他刚从“极可意”浴缸①中出来。
但那时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上：两个小反犹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戏装般军服的纳粹高级将领如何玩宾戈。特劳特从来都认为，作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时他对自己写下的精彩片断惊叹不已。他称赞这段描写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回响：“狼将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并卧歇息。幼狮和仔畜相处为伴。一个小孩带领它们。”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读了那一段，”特劳特对我和莫妮卡说，“然后我问自己，‘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这样的讨人喜欢的问题。早在时震发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和我的第一个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养育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从事写作的耳房已摇摇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雇用与我同龄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样再重造一间。泰德是个技术不错的打杂工。他一个人建起了墙基。搅拌水泥车来浇水泥时也是由他监工。他亲自把水泥板安放在墙基上面。他造了整个耳房的构架后，铺上屋顶盖板，钉上披迭板，盖上木瓦，排设电线。他安上门窗，又在内壁将石膏灰胶纸夹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道工序。室内外的油漆由我自己来刷。我告诉泰德我至少想参与一点，不然他连涂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来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从三十码之外欣赏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这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