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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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