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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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