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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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对公司的“同仇敌忾”中形成了。
对我而言，友谊的最高境界就意味着两人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悲痛时互诉衷肠，使自己和对方从郁闷绝望中解脱出来重又变得趾高气扬。
2000年的夏天，我们常常见面痛说各自的悲惨生活。一天晚上，我俩（还有高雁）坐在哈根达斯冰激凌店的外面一直聊到打烊。凌晨回到酒店，我一边给满腿被蚊子叮的包涂药膏，一边哈欠连天。这时又接到小宋打来的电话，她意犹未尽，还想再聊。我于是半躺在床上强睁着眼睛，听她在电话那头声情并茂地念情书。（不是她写给我的，是别人写给她的。）我听了快1个小时，实在支撑不住，就彻底躺成了睡觉的姿势，侧卧着，把话筒搁在一边的耳朵上，腾出两只手平摊在枕头边，准备舒舒服服地听她朗诵。要不说饱暖思淫欲呢，人一舒服，就容易犯错。我，竟然睡着了。等我突然醒来，才意识到小宋还在电话那边。我赶紧冲着听筒一通乱叫，可小宋已经挂了电话。我立刻翻身起床拨她家里的号码，没人接；打手机，关机了。
那个晚上，我带着深深的悔恨进入梦乡。
第二天，见到小宋。她依旧笑嘻嘻的，这让我如释重负。
“某些人昨晚竟然睡着了。我对着话筒喊了半天鲁豫，你也没搭理我，我只好郁闷地洗洗睡了。”
做《一点两岸三地谈》时，小宋还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富康（写到这，高雁从我身边经过凑过来看了一眼，不屑地加了一句，“什么富康，是夏利。”）绿色的，外表收拾得还行，但中看不中用。发动机经常罢工，夏天开了空调，车厢的温度也基本保持在摄氏35度左右。可也怪了，天一冷，空调就开始运作，把暖风打到最足，呼呼往外冒的也是嗖嗖的凉风。
我不算个爱虚荣的人，可坐她的车也觉得很没面子。
一次，我、小宋和共同宴请给予了《一点两岸三地谈》巨大帮助的某制作公司负责人（是节目在香港的制片人）。地点选在了高雅的五星级酒店。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我、小宋、三个人也都穿了高跟鞋，化了淡妆，收拾得格外体面。
吃过饭，一行人有说有笑走出饭店大门去开车。那天，饭店的生意很是清淡，偌大的停车场只停着3辆车：一辆白色宝马，一辆黑色大奔，还有小宋的绿色夏利。饭店门口的服务生很自然地向宝马走去，准备帮我们开车门，见我们三个人正往奔驰那走，又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白手套刚碰到门把手，回头却见我、小宋、低着头不声不响地钻进了热得好似蒸笼的夏利。
那辆夏利后来的命运颇为坎坷。
半年后，小宋把它给了刚大学毕业的表妹。小姑娘刚走入社会就得了辆车，兴奋不已。一天晚上，小宋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才发现手机早就没电了。她打开电视，想看看《北京晚间新闻》。那天的社会新闻很热闹，有民工拿不到工资爬上高层建筑准备轻生的，有开车开到半路发动机突然起火的。小宋颇为同情地感叹着这是谁那么倒霉啊，可越看越觉得车子面熟。再看看车牌的特写，小宋惊呼：“这不是我的车吗？”
最后，小宋花了几百块钱请人把车拖走了。
直到今天，我在路上看到绿色夏利，就怀疑是小宋那辆已经报废的破车。
从2002年开始，小宋做起了《纵横中国》的制片人，以每月一地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有机会呆在北京，我偶尔见到她总不忘替派出所问两句：“到北京了，暂住证办了吗？”
现在的小宋可得意了，《纵横中国》已经办成了凤凰的知名栏目，这还不算，趁工作之便，小宋还拥有了“全世界最性感的男士主持人胡一虎，和全世界最智慧的男士——著名学者兼节目嘉宾王鲁湘。”这是小宋的原话。
实际情况是，胡一虎最爱和小宋探讨国内外大事。而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在和小宋并肩战斗了一年之后，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关于小宋的事情越写越多。
小宋的视力不好，又不爱戴眼镜，认错人是正常的，偶尔认对了，连她自己也吓一跳。
一次，小宋离开北京近一个月后重又回到公司，看见每个同事都跑上去热烈拥抱一下，很是亲热。让小宋郁闷的是，只有樊庆元（《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站在一旁爱搭不理的，小宋于是走上去，温柔地握了握他的手，轻声说：“死胖子，怎么不理我？”
樊庆元竟面露惊恐地看着小宋一言不发。
小宋仔细辨认，才发现，这是刚到凤凰不久自己还从未见过的新同事，樊庆生。他和樊庆元是亲兄弟，长得有几分相似。等到和大家都混熟了，樊庆生才透露了那天被小宋错认时内心的激动，他认为，凤凰的女同事都将用这种亲热的方式欢迎他的加盟呢。
章含之
我一向欣赏传奇女性，像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戴安娜王妃、夏奈尔和歌剧女王玛利亚·卡拉丝。传奇女性的标准在我看来是美丽、名望、奇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拍摄《鲁豫有约》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令我欣赏的女人，我把她们也归入了我的Legendary Women Club传奇女性俱乐部。
章含之
章含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这期节目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和章含之结缘是在1992年。
那时我家附近真武庙二条的马路边，总有人推着平板三轮车卖畅销书。周末从广院回家，我总会在书摊前流连一阵。
一天，我在满满一车三毛、金庸的书中看到了章含之写的《十年风雨情》。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章士钊的女儿、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吸引我立刻掏钱买书的原因，是书中章含之年轻时的照片。她梳着短短的直发，穿着白布衬衫，眼睛大大的，眼神里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光芒。
“这个女人太美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美丽所震撼。
那天，我交了钱，然后捧着章含之的书在马路边读了好久。那一刻，我根本想不到10年后，我将坐在她的面前，听她回忆和乔冠华的爱情。
2001年11月，我和刘春、樊庆元开始筹备《鲁豫有约》。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了一个华美的圣诞晚会，见到了不少谈吐优雅、赏心悦目的俊男靓女。在嘉宾名单上，我看到了洪晃的名字，这让我着实兴奋，差点冲动地跑到她面前说：“我想请你的妈妈——章含之女士上我的节目，可以吗？”只是，我虽然久闻洪晃大名，却并不认识她。
当晚的女主人是张欣，我很想请她介绍我和洪晃认识，可是，我一直被人拉着聊天、拍照，她也满场飞似的尽着地主之谊，直到晚宴开始，我们也没机会说话。
我有个不太淑女的特点，一旦心里有了事，人就如坐针毡似地踏实不下来。我勉强吃完第一道菜，盘子刚一撤走，我就跑出宴会大厅给《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樊庆元打电话。
“我想采访章含之，你觉得怎么样？”
“好好好好好。”樊庆元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好。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樊庆元很挑剔，通常我提出10个采访对象的名字，会被他灭掉9个。而对章含之，我们却是一致地推崇。
那天晚上我没能结识洪晃，但樊庆元神通广大，自己找到了章含之。
4个月后，我终于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含之的家中见到了她。
章含之也许没看出来，和她握手、叫她章老师的时候，我的表情活像追星族见到了偶像。
章含之个子很高，起码170米。一头灰白的短发，烫过，微微地卷着。她的脸还是很耐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她的家是怀旧的现代都市人的美梦。一座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正房的回廊上吊着一排红灯笼，院子很大，足有100平米，扫得干干净净，种着两棵果树。客厅里极其随意地摆满了珍贵的老家具：条案、书橱、太师椅。漫不经心里透出了大气，完全没有以中式风格布置家居时常见的拘谨和刻意。
“我常在家里请客。去年中秋节，我在家摆了Buffet（自助餐），还请了乐队演奏民乐，不少外国驻华使节都来了，大家一起在院子里赏月。”章含之一边为我们冲咖啡，一边介绍着她的小院。
“我们家刚拍完电影，宁瀛的戏，讲4个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刘索拉、洪晃她们是主角。我呢，免费提供场地、吃的、喝的，还被她们硬拉上在戏里客串了女管家，就像电影《Rebecca》（蝴蝶梦）里的女管家一样，阴森森的。”章含之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单词，发音标准，听起来舒服、自然。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我预料到谈起往事她会难过，但却没想到，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少女时代的章含之喜欢看《简爱》，更憧憬着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那种爱情。
我说：“你和老乔之间的感情就像简爱和罗切斯特。”
“是，这本书真的是蛮害我的，简爱跟罗切斯特后来就变成我和乔冠华了。”
章含之和乔冠华1971年相识，1973年12月结婚，短暂的10年婚姻生活中，两人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我们10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那一年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政治上的事情，从我们两个人来说，最好是没有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跟政治整个地搅在了一起。所以，1974年的那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我们在饭厅里，吃完饭往外走，走下台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我说：‘有一天我丢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这么搀着我。’”章含之泪如雨下。
“天哪，又是《简爱》！”
我和章含之聊了4个小时，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了又流。
编导为章含之这期节目起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寒春
我和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著。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男的叫阳早，女的叫寒春，他们住在北京郊区，养奶牛。当时我想，没准我喝的牛奶就来自他们的农场呢。20年后，2002年的春天，我来到阳早和寒春位于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个人在家
。
那天，北京正刮着沙尘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风沙中显得安静极了。一走进院门，我就闻到一股菜香、烟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冬天最冷的时候，家里不常常开窗，时间久了，屋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味道。
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平顶砖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间，门前是一个细长的过道，摆着两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
寒春的院门从来不上锁，房门我看了，倒是挂了把铜锁，可钥匙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搁在窗台上。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80多岁了。她头发花白，驼背，头上永远戴一顶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蓝色干部帽。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埋头喝棒茬粥，灰兰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挡着，只有身上一件大红衬衫才显出一点美国老太太的样子。
寒春看到我，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热情或拘谨。她抬起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就接着喝她的粥。
她的家很乱，到处都灰蒙蒙的，好像平常没人打扫。屋子里的陈设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因陋就简也许更恰当。她的书桌就是两堆砖头，上面再铺一块木板，感觉用脚一踹就会塌的。所有的家具都来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电。电视开着，老太太在看新闻，她看的是BBC。
“怎么不换张桌子呢？”我很好奇。
“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点不高兴。
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
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