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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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迎接“昆仑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饭后，黄祖炎刚刚躺下午休，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来：“黄院长，快去飞机场，有人回来了。”　
　　黄祖炎说：“可能是陈云从苏联回来了。小李，你去不去见陈云，毛主席今天也去飞机场，你见不见他们？”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黄祖炎说：“去吧，我们凑个热闹。”　
　　我和首长走出延安城东门，一架螺旋桨飞机从南门方向飞来，紧贴着城墙，向枣园方向飞去，紧接着城里响起防空警报。首长说：“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那就糟糕了。”我俩沿着延河到了飞机场，一架飞机正从桥儿沟那边着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降落，飞机尾巴扬起的黄土染黄了半边天。　
　　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张国焘，还有我的首长一同迎上前，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中国人，他们身穿锃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与天上飞来的“神仙”互相拥抱。我在一旁看着，还感到别扭。两个大男人，还搂抱个啥！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陈云会与我有命运上的关联。　
　　随后，首长们走到一张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讲话：“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明同志。”一群人环绕小木桌四周，观望从苏联飞来的“神仙”。毛主席又向众人介绍了康生和陈云，毛主席说：“你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你们回来啦，我们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欢迎啊！”　
　　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上卸来的物品，一堆木箱子，还摆着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呀？有人告诉我这是斯大林送给的黑面包。其中，四只最大的木箱长约四米，有人悄悄说，这里面装的是机关炮。几只双筒猎枪外面裹着麻绳。还有一捆一捆的书籍。　
　　那时候，对能吃的东西最有兴趣，还记得陈云说：“这两块面包，你们谁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后，再与陈云同志见面，是在宝塔山住的时候，陈云来访黄祖炎，首长把我支出窑洞，不让我在一旁听。陈云出来告别，见我在窑洞外抱着小娃儿，走过来夸奖小长生的健壮漂亮。　
　　黄祖炎在一边说：“他就是跟我的小李，这次准备带他一起走。”　
　　陈云用目光注视着我，点了一点头。　
　　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发烧咳嗽流青鼻涕，傅连璋说是重感冒，给我吃了几次药，没有太大的效果。傅连璋对黄祖炎说：“小李的病总不见好，让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黄祖炎写了一张便条：“海德同志，我的这个小李感冒一月有余，我院治疗不见效，请你诊断。”　
　　黄祖炎对我说：“你到马列学院附近，一打听就能找到马海德同志。”　
　　见面一看，原来马海德医生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也是从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马医生吃力地看了条子，又一字一顿地说：“小李，打开衣服，为你听。”　
　　他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后背，聚精会神地听了很长时间，然后收起听诊器说：“得，两种药！阿斯匹林……”　
　　他说的第二种药是一种粉红色的小药片，我忘记名字了。　
　　马海德嘱咐我，一定要吃药。在黄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时服药，很快病就好了。马大夫的医道真神了！　　　　　
　　第三章　我的蒙师黄祖炎　　　
　　黄祖炎培训“财神”　　　
　　1937年春节前；我护送朝玉英回延长她的母亲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长生下一个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从延长县城返回延安时，黄祖炎正在办财会学习班，玉英马上插班入学。教堂旁的大车店，打通了两间客房，墙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几十人挤在一起听课。　
　　玉英去听课时，我在家里照看小娃儿，喂水，换尿布。太阳从山后露出来，我抱上小娃去大车店，给娃儿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后门听课，黄祖炎经常强调财会人员的纪律，他说：“党和国家把金钱交给你们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占。这句话，你们切莫忘记！忘记了就要犯大错误。”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荡荡，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无关大局呀。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金钱要比佛教徒更加空灵无欲，我们宁可在贫苦的沙漠中饥渴而死，万万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财会学习班，上半天课，再讨论半天。我常听见学员们引用黄祖炎讲课时的话语。他们十分敬慕老师黄祖炎：“我们的黄老师‘满腹经纶’啊！”　
　　我抱着小娃儿回家，向首长报告：“学生们说你‘满腹经纶’呢！”　
　　首长和玉英都笑了：“‘满腹经纶’就是说肚子里装满了学问，是句夸奖称赞的话。”　
　　一日，毛主席来访，他问黄祖炎：“你那个学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黄祖炎说：“这一班学员呀，看来将来都是人才。他们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从大后方来的大中专学生，一个初中生都没有。”　
　　毛主席很兴奋：“好嘛，你把整个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收罗去啦！”　
　　黄祖炎说：“学财政不同于其他。维持军队和政府要靠财政的支持，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能为党忠诚工作，顶得上一百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　
　　毛主席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各支部队，还有白区的组织，极端缺乏财会人员，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财童子’望眼欲穿哪！”　
　　黄祖炎说：“这班学员将来是一把好手，什么科目啦，预算啦，利息啦，这一套现在都没有问题，只是拨弄算盘珠子差一些，一个一个慢慢地教他们。”　
　　毛主席还很客气：“好吧，你多费心吧，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一批财神爷爷和财神奶奶。”　　　
　　拒绝学习文化知识　　　
　　延安城里中央机关的大灶厨师，武汉人，圆脸矮胖，留着花白胡子。长征时，他是罗迈的马夫和勤务，长征途中用开水给罗迈冲炒面，一直冲到保安。　
　　他常给我讲些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已经活动了，我那时给他们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点点没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没有表，不知几点钟，来了一个人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了暗号，知道是自己人。他给我一张指头宽的白条，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他让我送到汉阳××街××号，如果门上吊着一只走马灯，才可以敲门，不管谁开门，门只要开了，就把白条给开门人。送白纸条很顺利，回到江边，小船还在等我，黑灯瞎火地，我踩虚了脚，踏进江里，江水急流，一下把我冲了一丈远，幸亏船工机灵，伸过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没有被长江淹死。”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我跑到广州、长沙、南昌，又随南昌起义军到了井冈山。”　
　　厨师老汉讲的故事新鲜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张白纸条有什么用。问老汉，老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去问黄祖炎。黄祖炎笑了：“你好好学习识字，再送你去训练班，你就知道了。”　
　　一听首长说学习，我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