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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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