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414水浒传 的思想倾向-石昌渝-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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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领袖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它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它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不起来不行的，他只有到了风雪山神庙，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那几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这样写，你觉得压抑得很。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窝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精神了，就压在头上，像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囊，一直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深入地讲，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我觉得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水浒传》，是两个《水浒传》。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统地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在江湖亡命。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上山。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后来他被抓了，他愿意被抓，不就判个刑嘛！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从轻判了，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就刺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历来对反诗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他有两句话：“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好像分析说他要当黄巢、要造反，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是“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黄巢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它是反诗，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后来劫法场。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子上了梁山，这样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所以说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政治主张，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上了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当时的农民起义，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起义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对他们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的势力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帜。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目的，而一般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目的是要推翻皇帝，他自己做皇帝，它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缺乏一定的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他在评《水浒传》中说过，乱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是你上头搞起来的，是你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了。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一个是它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它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因为作者主观宣扬了招安的思想，作品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那么我想不光是对《水浒传》，对任何的文学作品，我们还都应该历史地、科学地来看待、来理解、来品读。好，最后让我们感谢石昌渝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