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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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的人民，没有收成，没有粮食，没有工做，就让有这两亩田又有什么用处？
……一遇到些少的扰乱，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灾民的队伍里去。……南苑在那时（军阀混战时）除了树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当乡民一对着树木动手的时候，警察就把他们捉住并且监禁起来。“
（《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页。）
所以这样的树木保护法，结果是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进沙漠的出现。但这书以自然科学为范围，所以没有顾及了。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一九三○年五月五日。
〔１〕 《进化和退化》 周建人辑译，收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八篇，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本篇最初即印入该书。
〔２〕 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
后来还译有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起过较大的影响。
〔３〕 赫胥黎（ＴAＨAＨｕｘｌｅ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学分类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４〕 兑佛黎斯（ＨAＤｅ Ｖｒｉｅｓ，１８４８—１９３５） 通译德佛里斯，？衫贾参镅Ъ摇⒁糯Ъ摇Ｋ菰录莸囊糯匝榻峁谝痪拧鹨荒攴⒈硗槐溲担衔锏慕鹨蛴谕槐洹？
〔５〕 兰麻克（ＪAＢA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 通译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一八○九年他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直接顺应说”（即“环境说”），认为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媒贤耍？而后天获得的性状又可以遗传。它有力地反对了宗教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在科学上为达尔文学说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６〕 新兰麻克主义 通译新拉马克主义，十九世纪末兴起的进化学说之一，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宾塞（１８２０—１９０３）等人提出。
它认为变异是定向的，生物通过获得性状的遗传而进化，否认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７〕末两篇指匈牙利英吉兰兑尔（ＡAＬAＥｎｇｌａｅｎｄｅｒ）作《沙漠的起
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美国亚道尔夫（ＷAＨAＡｄｏｌｐｈ）作《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
〔８〕 史沫得列（ＡAＳｍｅｄｌｅ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通译史沫特莱，美？锩骷摇⒓钦摺５笔彼堑鹿斗鹄伎烁Ｈ毡ā纷せ钦撸拦缎氯褐凇吩又镜奶卦甲迦耍镁由虾＃吐逞赣薪厦芮械慕煌？
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
〔９〕 南苑 北京南郊的地名。元代以后，曾为历代封建帝王的游猎场所。
《艺术论》译本序〔１〕
一
蒲力汗诺夫（Ｇｅｏｒｇｅ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ｖｉｔｃｈ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以一
八五七年，生于坦木皤夫省的一个贵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间，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识阶级所提倡的民众主义〔２〕自兴盛以至凋落的时候。他们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向他们说明那境遇，善导他们对于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则农民便将自行蹶起，实现自由的自治制，即无政府主义底社会的组织。
但农民却几乎并不倾听民众主义者的鼓动，倒是对于这些进步的贵族的子弟，怀抱着不满。皇帝亚历山大二世〔３〕的政府，则于他们临以严峻的刑罚，终使其中的一部分，将眼光从农民离开，来效法西欧先进国，为有产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争斗了。于是从“土地与自由党”〔４〕分裂为“民意党”，从事于政治底斗争，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会运动，而是单独和政府相斗争，尽全力于恐怖手段——暗杀。
青年的蒲力汗诺夫，也大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开始他革命底活动的。但当分裂时，尚复固守农民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见解，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获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别组“均田党”〔５〕，惟属望于农民的叛乱。然而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识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运动上的俄罗斯工人》中说，工人者，是偶然来到都会，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识阶级之上的。
事实也并不很远于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义者竭全力所实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民众未尝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结果是有力的指导者或死或因，“民意党”殆濒于消灭。连不属此党而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的蒲力汗诺夫等，也终被政府所压迫，不得不逃亡国外了。
他在这时候，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斯的著作。
马克斯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６〕；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斯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诺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村的疑惑的，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斯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发表叫作《我们的对立》〔７〕的书，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斯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书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现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业正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绝灭资本主义的无产者。
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是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
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二
但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
一八八九年，社会主义者开第一次国际会议于巴黎，蒲力汗诺夫在会上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靠着劳动者的运动才能胜利，此外并无解决之道”的时候，是连欧洲有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们，也完全反对这话的；但不久，他的业绩显现出来了。文字方面，则有《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发展》〔８〕（或简称《史底一元论》），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从哲学底领域方面，和民众主义者战斗，以拥护唯物论，而马克斯主义的全时代，也就受教于此，借此理解战斗底唯物论的根基。后来的学者，自然也尝加以指摘的批评，但什维诺夫却说，“倒不如将这大可注目的书籍，向新时代的人们来说明，来讲解，实为更好的工作”云。次年，在事实方面，则因他的弟子们和民众主义者斗争的结果，终使纺纱厂的劳动者三万人的大同盟罢工，勃发于彼得堡，给俄国的历史划了新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底价值，始为大家所认识，那时开在伦敦的社会主义者的第四次国际会议，也对此大加惊叹，欢迎了。
然而蒲力汗诺夫究竟是理论家。十九世纪末，列宁才开始活动，也比他年青，而两个人之间，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尝商量的分业。他所擅长的是理论方面，对于敌人，便担当了哲学底论战。列宁却从最先的著作以来，即专心于社会政治底问题，党和劳动阶级的组织的。
他们这时的以辅车相依〔９〕的形态，所编辑发行的报章，是Ｉｓｋｒａ（《火花》）〔１０〕，撰者们中，虽然颇有不纯的分子，但在当时，却尽了重大的职务，使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层因此而奋起，使民众主义派智识者发生了动摇。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实际的活动。当时（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革命家是都惯于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国底展望的，他们不悟到靠着全国底展望，才能有所达成，也没有准确的计算，也不想到须用多大的势力，才能得怎样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要试行中央集权底党，统一全无产阶级的全俄底政治组织的观念，是新异而且难行的。
《火花》却不独在论说上申明这观念，还组织了“火花”的团体，有当时铮铮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这团体中，以实行蒲力汗诺夫在报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开的计划。
但到一九○三年，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分裂为布尔塞维克（多数派）和门塞维克（少数派）〔１１〕了，列宁是前者的指导者，蒲力汗诺夫则是后者。从此两人即时离时合，如一九○四年日俄战争〔１２〕时的希望俄皇战败，一九○七至一九○九年的党的受难时代，他皆和列宁同心。尤其是后一时，布尔塞维克的势力的大部分，已经不得不逃亡国外，到处是堕落，到处有奸细，大家互相注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学上，则淫荡文学盛行，《赛宁》〔１３〕即在这时出现。这情绪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党员四散，化为个个小团体，门塞维克的取消派〔１４〕，已经给布尔塞维克唱起挽歌来了。这时大声叱咤，说取消派主义应该击破，以支持布尔塞维克的，却是身为门塞维克的权威的蒲力汗诺夫，且在各种报章上，国会中，加以勇敢的援助。于是门塞维克的别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地下室的歌人”了。
企图革命的复兴，从新组织的报章，是一九一○年开始印行的Ｚｖｅｚｄａ（《星》）
〔１５〕，蒲力汗诺夫和列宁，都从国外投稿，所以是两派合作的机关报，势不能十分明示政治上的方针。但当这报章和政治运动关系加紧之际，就渐渐失去提携的性质，蒲力汗诺夫的一派终于完全匿迹，报章尽成为布尔塞维克的战斗底机关了。一九一二年两派又合办日报Ｐｒａｖｄａ《真理》）〔１６〕，而当事件展开时，蒲力汗诺夫派又于极短时期中悉被排除，和在Ｚｖｅｚｄａ那时走了同一的运道。
殆欧洲大战起，蒲力汗诺夫遂以德意志帝国主义为欧洲文明和劳动阶级的最危险的仇敌，和第二国际的指导者们一样，站在爱国的见地上，为了和最可憎恶的德国战斗，竟不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相提携，相妥协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本国，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底爱国者的团体，曰“协同”〔１７〕。然而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之父蒲力汗诺夫的革命底感觉，这时已经没有了打动俄国劳动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１８〕后，他几乎全为劳农俄国所忘却，终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孤独地死于那时正被德军所占领的芬兰了。相传他临终的谵语中，曾有疑问云：“劳动者阶级可觉察着我的活动呢？”
三
他死后，Ｉｎｐｒｅｋｏｌ〔１９〕（第八年第五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