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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鲁迅卷4-第30节

小说: 鲁迅卷4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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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8〕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9〕,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10〕,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11〕,原是“进学”〔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13〕,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2〕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3〕 墨索里尼(BAMussolini,1833—1945) 意大利的独裁?吆头ㄎ魉沟车晨诙问澜绱笳降淖锟弧?
  〔4〕 邓南遮(GAD‘Annunzio,1863—1938), 意大利唯美?饕遄骷摇V谐て∷怠端赖氖だ返取M砟瓿晌褡逯饕逭撸钍苣骼锬岬某璋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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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叶遂宁 参看本卷第38页注〔19〕。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6〕 毕力涅克(lAA圃FWJbO,1894—1941) 又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诘乃健巴啡恕弊骷抑弧R痪哦拍辏诠獍锥肀ǹ戏⒈沓て∷怠逗炷尽罚偎樟缁嶂饕褰ㄉ琛0妆ぃ慰幢揪淼冢保常敢匙ⅰ玻保薄场?
  〔7〕 “南社” 参看本卷第138页注〔9〕。
  〔8〕 海涅(HAHeine,1797—1856) 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桓龆斓耐啊返取U饫锏囊觯慰幢揪淼冢保常敢匙ⅰ玻保病场?
  〔9〕几种杂志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
  研究》等。
  〔10〕 几个文学团体 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11〕 八股文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12〕 “进学” 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13〕 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我们要批评家〔1〕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ǖ呐兰摇U庑┩?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2〕,台静农的《地之子》〔3〕,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4〕,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5〕,刘一梦的《失业以后》〔6〕,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7〕。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2〕 李守章 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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