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行天下-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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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名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一个真正大有作为的人，必定要经过贫穷、苦难、反复挫折的磨练。
1958年，刘瑞旗降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城市贫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刘宏祥早年在河南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吃尽千辛万苦从旧军队里逃了出来，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畔一个煤炭装卸码头里当了一个挑煤工。看过京剧或电影《海港》的人都晓得，这是一个何等危险而又辛苦的工作，说得白一点就是一个苦力，靠搏命、靠力气挣几个血汗钱。不幸的是他20岁那年，由于喝了不干净的冷水得了伤寒——命运竟有如此奇怪的地方，当年沈莱舟的父亲也是得了伤寒而丧命的。但刘宏祥的命运似乎比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要稍稍幸运一点，或许讲是更为痛苦。他没有死，但却发烧烧坏了神经，听得见，但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非常吃力地吐出几个音节。刘瑞旗出生以后，一直到父亲2003年去世，都没有听到父亲稍微完整地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真可谓“内心的痛苦无法叙说”。解放以后，走“过山跳”、扛大煤筐这样危险的行当一去不复返了。刘宏祥进了煤球厂，当了一名工人，不幸的是晚年还被冲床冲去了一个手指。刘宏祥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寄予厚望，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这是刘瑞旗终生感激父亲的。刘宏祥待人热心豪爽，非常肯干，退休了还闲不住，帮别人修自行车……一直到刘瑞旗当了集团的老总，有了钱，让他在家里享清福，但他依然闲不住，邻居有什么事要帮忙，都能看到他苍老的身影。刘瑞旗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无感慨：父亲正是以自己一个劳动人民朴实的品格，潜移默化，教会了我去怎样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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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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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旗的母亲王秀英也出身农村，8岁就跟随父亲逃难到了上海，在上海摆一个小菜摊安身立命。但不幸的是不久她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二女一男三个孩子。王秀英是长女，很小便挑起了养活弟妹的担子，女大当嫁，于是便由亲戚介绍，嫁给了同样贫穷但心肠甚好的刘宏祥。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但许多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相当清苦，生第一胎时，为了省些钱，王秀英是挺着大肚子回到河南老家去生产的，结果生下的是颇为罕见的龙凤胎，但由于乡下条件有限，女孩活下来了，就是刘瑞旗的姐姐，而男孩却不幸夭折了。
1958年，刘瑞旗在上海出生了。作为长子，父母自然十分宝贝，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毛头”，以示疼爱。现在有些老邻居看到刘瑞旗依然会叫他“毛头”。而身为一个大集团总裁的刘瑞旗就会笑得十分灿烂地爽朗回答“哎”！当时他们住在南京路上海杂技场对面的弄堂里，与静安区中心医院仅一墙之隔。父亲晚年得了风湿病，腿肿起来有水桶那样粗。刘瑞旗总忘不了，父亲住在医院里，他站在后窗还能看到父亲站在病房的窗口前向他招手并露出苦涩的微笑。
刘瑞旗生下来十分瘦弱，个子也小，但相貌英俊，国字脸，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而且非常安静，他不爱说话，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当时，没有电视机，家里贫穷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刘瑞旗只是默默地坐着，瞪着明亮的大眼睛，观察人生，品味生活。一直到今天，刘瑞旗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他在集团公司的大办公室里，从来也不开电视机。如果没有会议，没有客人，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桌子前，燃起了一枝烟，静静地看着书，更多的时间是在默默地思索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刘瑞旗终生难忘这么一件小事：这一日早晨，他提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弄堂口晒太阳。虽然已经吃了早饭，但肚子依然饿得咕咕叫，母亲急着上班，匆匆从他身边走过，随手朝他手里塞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他想站起来，对母亲说一句话，但母亲步履匆匆早已走开了。他把烘山芋一直握在手里，他知道这是母亲一天的吃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望着母亲的背影，眼泪如线一样地挂了下来……
1965年9月，刘瑞旗走进了江阴路第一小学，这是一座由清朝末年的大庙改成的小学校，他上学了。1972年他又进了中学，读的是储能中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多么不易，学习非常用功。但由于父母都没有文化，底子差，因而文科只有中等水平，但数理化绝对是第一流的，尤其是化学，还当上了课代表。此时，他碰到一生中的第一个关口，他得了一种颇为凶险的疾病：血小板减少症，整个下半身几乎每个毛孔都发出红色的疹子，医生关照，如果疹子蔓延到上半身，便会危及生命……父亲将他带到自己单位的医务室，找了一位姓顾的医生给他看病。这位顾先生颇有水平，给他吃了一种丸药。当时药价便宜，不过一毛钱一粒，一天3粒，需要连服3个月。但当时人们的工资也低，刘瑞旗的父亲工资算高的，每个月69元；而他的母亲在里弄生产组拉黄鱼车，每天8小时上班，拉着装满纸板箱的黄鱼车，不知要走多少路，一天的工资才只有7毛钱。隔壁邻居介绍了一个偏方，说是吃生花生米的皮能治这种病，她正好在酱菜厂工作，于是每天下班带回来一包花生皮，用水煮着给刘瑞旗吃。这种东西自然十分难吃，但刘瑞旗坚持下来了。母亲站在一旁，看着他一口口艰难吞咽的样子，就会摸着他的脑袋对他讲：好孩子，乖孩子，你是爹妈的命根子。你要快快的长大，好好的长大。吃这点苦水我们不怕，吃下去病就好了。就这样洋方土方吃了3个月的药，病情控制住了，但刘瑞旗看着父亲付费时那种精打细算、颇为为难的神情，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当时他们一家5口，一天的小菜钱不过5毛钱，而他的药费就要3毛。于是他下决心要靠锻炼身体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他选择的是长跑，一项需要毅力，需要吃苦，但不需要什么器械也最不会受到伤害的运动。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从南京路上海杂技场他家门口出发，顺着南京路跑到西藏路，再从西藏路跑到延安路，随后从成都路拐到家里。一个大圈子兜下来足足有4000多米。他不论寒暑，每天坚持不懈，只有碰到下大雨才偶尔停上一天……他认为这也是对他意志力的考验，一年多下来，他的身体明显壮实了许多，个子矮矮的刘瑞旗，长跑在班级里始终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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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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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刘瑞旗还从邻居家里接了一个糊纸袋的工作，就是用旧报纸替水果店糊口袋，每糊100只6分钱。这样他和姐姐、弟弟一有空就在家糊纸袋，最多一个月居然收入20元钱，细细一算，就是要糊33000多只纸袋！
自然他不会晓得，比他年长了整整一个甲子还多的沈莱舟老先生当时也在为医药费犯愁，他犯的不是血小板减少症，而是肺气肿。与刘瑞旗不同的是他并非没有钱，而是偌大的资产几乎所有的钱抄的抄走了，余下的冻结了起来，每个月只有60元的生活费，供养着包括老保姆奶婶婶在内的一家4个人。同样沈老先生也选择了锻炼身体，自然不会是长跑，而是让小外孙搀扶着到襄阳公园去散散步、打打太极拳……
就在临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刘瑞旗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是对他整个学生时代的褒奖。老师让他在班级里讲讲话，他腼腆地低着头，死活不肯。老师坐在他身边苦口婆心足足劝了他15分钟，结果长叹一声站将起来……几乎所有他中学里的同学都认为刘瑞旗老实得近乎木讷，口才不好，不会讲话……今天恒源祥集团的职工，听着他们的总裁不用讲稿，脱口而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还几乎没有什么重复的词汇，要是知道了当年的情景，真不晓得他的口才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1976年4月，18岁的刘瑞旗中学毕业，被分配到黄浦区百货公司工作。孩提时代已经结束了，刘瑞旗长大成人。他带着父母的无限期盼和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勃勃雄心走进了社会，不知道怎么样的命运会等待着他！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近10年，与他同样企盼着命运转折的是步入耄耋之年的沈莱舟。诚如唐代诗人李群玉所言：“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人们不会总是去回忆梦幻一般的过去，向往的是充满诱惑与期待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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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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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钢精搪瓷店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做起，跌打滚爬，历经磨难。坚韧不拨的意志和百折不饶的信念支撑着、激励着他。他埋首苦干，成就着自己的一番事业。
南京路，十里长街。这里是中国现代商业的发祥地，先施、大新、新新、永安四大公司将现代化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手段带入了中国，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华。这里商肆林立，鳞次栉比，顾客盈门，挥汗如雨。这里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在全国独一无二。
1976年4月22日，位于四川中路上的黄浦区百货公司大楼，叽叽喳喳，一下子涌进了160多位刚刚跨出中学校门的男女青年。这是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黄浦区百货行业招收新职工最多的一次，现在在南京路各大百货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中的不少人，就是在那一年进入黄浦区百货业的。
新职工报到以后，区百货公司将他们分成4个小组办了4天学习班，根据刘瑞旗在学校里的表现，再加上他还是共青团员，于是领导上就安排他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刘瑞旗个子矮小，语言不多，丝毫也不引人注目，在分配前最后的表态中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服从组织上的分配。”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南京路上的长风钢精搪瓷商店当营业员。商店地段不错，就是现在海伦宾馆的旧址，但行当并不理想。百货业有软百货与硬百货之分，所谓软百货就是绫罗绸缎、床上用品、绒线羊毛衫，一般说来工作比较干净轻松；而所谓硬百货，就是与钢精锅子、面盆痰盂、热水瓶打交道，工作比软百货要吃力多了。
据一直在长风钢精搪瓷店工作的俞康美回忆：1976年的4月下旬，店里来了一个新职工，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很精神，尤其是一双大眼睛，始终闪着智慧与明亮的光，他穿一双布底鞋，一身咔其布中山装，非常朴素。他便是刘瑞旗。经理安排我当他的师傅，让他跟着我当学徒，我坚决不同意。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入门非常简单，需要的就是眼明手快腿脚勤，看几天就什么都会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师傅。再讲我自己年纪也不大，20岁出头一点，自己也不懂什么，拿什么去教人家？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什么师傅？我始终认为他非常出色，会做出一番事业。与刘瑞旗同柜的一位老职工姓朱，论年纪或者资历经验倒是够当师傅了，可惜是个资本家，自然也不能当师傅，连称谓也不能带“师傅”二字，大家都叫他老朱，刘瑞旗也跟着这么喊。于是门市部的副经理戚岳定就亲自做了他的师傅。
一开始刘瑞旗非常努力，再加上他住的地方离店不远，每天一早七点多就过来上班，第二个到的便是老朱，他有一把钥匙，负责开店门。刘瑞旗一进来便是扫地拖地板擦柜台，将每个师傅的茶杯洗得干干净净，随后是倒痰盂，最后从仓库里把货一一摆上柜台，热水瓶一箱18公斤，搪瓷碗一箱30公斤……等到店堂里打扫得亮亮堂堂，货架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柜台里货物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便是将5扇卷帘铁门一一拉起，开门迎客……从上班到下班，一天近10个小时，他流汗，他劳累，他忙碌，他疾走，他喘息……与当年学徒时的沈莱舟相比，除了没有服侍过老板娘之外，所有的活几乎一模一样，而且更重更累。
他病了，病得似乎不轻。这是他大半生中唯一一次长病假，一个月里休息了20多天。同事们都说他是累病的，其实他患的更重的是心病。白天他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望累了就眯上眼睛小睡一会儿，晚上他却时常爬起来，披件衣服，拿着张小板凳，坐在屋顶旁的后晒台上，一坐便是一两个小时。他看星星，他看月亮，他从小就喜欢这么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但其实他在想自己，想着自己的一切，思绪万千，思潮翻滚……他在店里年纪最小，但工作量最大；他在店里干得最苦，但工资最小：一个月只有17块8毛；其它的人都比他高，比如老朱，一个月工资169块，几乎是他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