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行天下-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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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格，相互调剂，互通有无。绒线号称“软黄金”，它的价格波动还受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的影响。于是在所谓的集聚时间内，沈莱舟几乎天天到场。当时兴圣街的各绒线店老板们牢骚很多，因为价格由上面定下来，货色品种及货物能向商店提供多少也是由上面定下来的，商店一点主动权也没有，这样自然获利不多，有些小店还关门了。沈莱舟除了空泛地安慰大家几句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但他对国家的大势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国民党时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共产党执政不过一年，就将飞涨的物价稳定了下来，民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也是在这一年，沈莱舟由陈俊明与吴振珊（当时为棉布同业公会理事长）两位先生介绍，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捐献飞机大炮，连周恩来总理也在中南海亲自为志愿军炒米粉充军粮。沈莱舟几次召集绒线行业的同仁开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他自己积极带头，代表恒源祥捐献1000磅纯毛绒线。他还将这些绒线扎上红色锻带、精心布置，在恒源祥的橱窗里展览陈列了一个星期。之后他陆陆续续多次捐献，总数达5万磅之多。不久，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他又带头认购了10万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沈莱舟先生的种种爱国举动，受到了市有关方面的多次表扬。
也是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沈莱舟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沈莱舟的四儿子沈光茂从上海华东纺织学院毕业了。
沈光茂是沈莱舟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沈莱舟属马，沈光茂也属马，比自己的父亲整整小了三轮。沈莱舟自己从小就到上海当学徒，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的大儿子沈玉丞和二儿子沈辑丞读书时期正逢抗日战争，断断续续，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正规教育，唯独这第四个儿子学业优良，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他身上寄托了沈莱舟先生毕生的希望。沈光茂读的是纺织机械，父亲就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够在技术上将自己的几家厂管理起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沈光茂思想进步，在学校里便是学生会的干部，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为国保家乡”，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首歌，激励了无数热血儿女。沈莱舟虽有些不舍得，但倒也没有什么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他的夫人王敏珠坚决不同意。王敏珠生育了9个孩子，唯独生这个儿子是难产，九死一生，耗费了她许多心血。她一再对光茂讲：你如果不想在大陆读书，我可以送你到香港去读书，或者到英国去深造，圆你父亲毕生的梦想。但要去朝鲜，万万不答应……结果母子俩僵持了好一段日子，待沈光茂一毕业，他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东北去参加建设，最后进了大连光洲纺织厂当工程师。这一下王敏珠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临走前母亲替他买了许多衣物和食品，但他一样也没拿，两个大皮箱里装满了各种参考书籍。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独特的一种思想品质，只讲奉献，无所索求，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沈光茂思想单纯、待人热情，他孤身一人前往东北，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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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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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的小年夜，这一天沈家的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沈莱舟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沈家有一个习惯，农历初一排场很大，除了家里的儿辈、孙辈要到沈莱舟这儿来拜年，他的亲朋好友、甚至恒源祥的许多老职工都会上门来贺岁拜年。沈莱舟也依照老习惯，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地发一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沈莱舟那儿拿了鞭炮在弄堂里放，炮竹声声，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吃饭……
沈莱舟买了鞭炮，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沈莱舟只觉得一阵冷风忽地朝他吹来，他神情恍惚，三步并着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脚也崴了。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虽说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作些评点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方式固定了下来，起名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之一是东湖路沈莱舟的寓所，还有是长乐路上的刘园唐家，固定的成员也有20来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的聚餐活动非常多，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已为然。“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都设在长乐路东湖路一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东湖路新乐路口子上的那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
“马和记”牛肉面馆是一位姓马的回族兄弟开的，店里只卖一样东西，就是牛肉面。一小盘白切牛肉，一碗汤面，往你面前一放，可和着吃，也可分开吃，下面的是高汤，卤汁随意添加，味道极为鲜美，吸引了众多食客。有拖黄包车骑三轮车的车夫，也有坐着豪华轿车来的老板阔少，大家同坐一条板凳，吃完跑路，互不相干，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沈莱舟他们的俱乐部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欢吃“马和记”的牛肉面，这么多食客走进沈家或唐家，家里的车夫佣人就会开着车去买上一锅子的牛肉面，带回家来分而食之……自然酒足饭饱，牢骚也是有的，但不过就是几句牢骚罢了，发完了一走了之，谁也记不得自己还说过点什么。
沈莱舟后来听自己的小儿子沈光权讲，“马和记”的老板被捉了进去，理由是他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肉和驴肉都比牛肉要贵，而且很难买到，有谁会“以贵充贱”做赔本买卖呢？但此刻沈莱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一家公司在“五反”中出了大事情。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恒源祥的二楼还开了一家叫源兴祥的贸易公司，做点小生意，公司由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新罗当经理，沈莱舟虽是董事长，但由于业务不大，他对公司的一切基本上都不知晓。刘新罗做生意很有一套，但路子不正，行贿受贿吃拿回扣样样都干。五反时工作队一进驻，他就跑了，跑得音信全无，一两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源兴祥的职工们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将一切账都算到沈莱舟头上，弄得沈莱舟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其实他对源兴祥的事真的是不知晓。他一会儿听说刘新罗在东北，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了天津，沈莱舟私下派人去寻找，也没找到，还倒贴了不少车钱。而这时候恒源祥的“五反”运动也已开始，沈莱舟终日里提心吊胆，担心恒源祥再会出些什么问题。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303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8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4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5项标准中位处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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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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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20万元人民币，1954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1953年称为“难忘的1953年”！①
1956年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5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8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5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1000多，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1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60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