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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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闶橇泄�，“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记载事情的先后，那就应该用一个国家为标准来纪年。由于“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所以用汉、魏、晋的年号来记各国之事。也就是说：这纯属技术问题，是为了记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按照这种说法，司马光虽然用魏来纪年，曹丕纂位之后，称为《魏纪》，但对于蜀，吴的君主也没有岐视之意，只是称呼（符号）上有区别，并没有“正闰之辨”。易中天抱怨温公对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权来记年，虽说对魏、蜀、吴一视同仁，我总觉得魏比蜀、吴风光得多了，有什么不公平的？　
　　第二．　记事秉直而书，用史料说话，并没有故意地抑此扬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就拿对曹操的记载来说，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们把《三国志。·武帝纪》以及有关的列传、杂史等，和《资治通鉴》对照来看，凡是曹操露脸的事，只要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基本都记上了，并没有重要的遗漏。例如：　
　　曹操一出世，就记载了太尉桥玄和名士何颙赞颂曹操之言。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颙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给曹操来了个开门红，挑帘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卓后，济北相鲍信赞扬曹操说：“夫略不世出（有谋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乱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启乎。”　曹操在酸枣，见到名为讨董卓的各路诸侯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为他们做了军事规划。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大长曹操威风的长篇谈话，司马光也照录不误。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就不烦引录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长处，曹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如延津之战的饵兵之计，焚烧鸟巢军粮等等），也都披露无遗。一些有利于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删除了？　
　　当然，司马温公善恶皆书，一些不利于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笔直书，并没有曲意回护。如屠徐州，坑袁绍降卒，收扑董贵妃、伏后等逼宫之惨状等。　
　　对刘备亦然。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诸将相约：“如果攻下成都，府库中的财物，都分给将士，我不干预。”　及至进入成都，士卒们把仓库抢光。以致使军用不足。还有人建议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赐诸将，由于赵云的反对，才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宅。这些事原来记载在《三国志·刘巴传》和《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中，这都是一些对刘备不利的记载，使他的所谓“仁义之师”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资治通鉴》还是照书不误的。　
　　《资治通鉴》利用了大量的史书、浩澣的资料，但为了简化易读以及突出“资治”、“鉴戒”的主题，对资料作了大量的删削。上面提到：开始时所作的“长编”，份量很大，最后定稿时，则去其繁复，取其精华，因此才使此书成为一部史学名著。易中天孢怨《资治通鉴》删去一些有关曹操的资料，其实这不是对曹操抱有什么成见，而是出于编纂上的需要。不仅曹操的资料有所删削，刘备、孙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是有闻必录的？依我看来，有关曹操的资料，被删削的并不算太多，大部分主要的东西都保留了。　
　　使易中天最为恼火的，是把乘氏之战从两天改为一天，把他所说的曹操的空城计改得无影无踪了。其实是因为所谓曹操的“空城计”出于《魏书》，《魏书》的记载与《三国志·武帝纪》不同而又不太合理，所以司马光采用了正史，而不用《魏书》，这是他的严谨，而不是什么“猫腻”。这件事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过多地重复了。　
　　另外，在赤壁战前，孙权和鲁肃谈话，删去了“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句话，易中天也以为不妥。那么，我们且查查《三国志》的记载是怎么回事。　
　　《鲁肃传》写鲁肃向孙权献策后，孙权最后以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而按《周瑜传》：周瑜从鄱阳回来向孙权献策，孙权最后又用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二者完全雷同，文字有些累赘，所以司马温公删去了对鲁肃说的那句，而保留了对周瑜说的那句。这是文字的风格与技巧问题，并没有什么深意。　
　　第三．　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人自为传（或纪），有时看不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次序；而编年体史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要求。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编写《资治通鉴》时，他所看到的唐朝和五代的史料，数量浩瀚，远远超出正史的记载范围，他把许多重要内容，编入了《资治通鉴》，所以研究唐和五代的历史，《资治通鉴》很有史料价值。而在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三国史资料，却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是相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那140多种古书，在宋代就基本上都失传了。所以《资治通鉴》所用的史料，我们在《三国志》正文和裴松之注中基本上都能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对于研究三国史来说，史料价值并不高。它对于史料的时间顺序的排列，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这种编年，有的在《三国志》的正文和注文所引书中有眀确的说法，有的原文具有模糊性，就只能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理，推测，把它放在一个较佳旳时间段里。因此可以这样说：《资治通鉴》对三国史事的排列，有的是有出处的，有的是推论出来的，具有相对性，只能说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哪个时间段里，而不是确指。但尽管如此，也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我们读史还是很有作用的。易中天抱怨说：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品三国》203页）这主要是指孙权联刘抗曹决策的过程说的。按照《三国志》的诸葛亮、鲁肃、周瑜各传，这三个人都劝说过孙权联刘抗曹，究竞谁先谁后，《三国志》的记载并不那么明确。《资治通鉴》把诸葛亮排在前面，易中天附合裴松之的意见，认为是抢了鲁肃的头功。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不再重复。　
　　最后我要谈的是：易中天认为司马光偏袒刘备，事实并非如此。《资治通鉴》在写到公元221年刘备武担山称帝一事时，司马光紧接着便写了一篇很长的史评来谈正闰问题（我们在上面引述过部分內容），文中表示了他对刘备的汉朝宗室血统的怀疑。他说：“昭烈（刘备在历史上称昭烈帝）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及晋元帝（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相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怎能说他偏袒刘备呢？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1）　　　
　　在品读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国》的过程中，我发现易中天的讲史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值得学习借鉴；而所谓的缺点，也许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和一孔之见，谨提出来与易先生及广大读者商榷。　
　　一是风趣幽默。　
　　通过现代视角讲史，有时也穿挿一些现代语言或者和现代事物相比附。这可以触动不同读者的某一根神经，使之哑然失笑。例如：说关羽、张飞、赵云对诸葛亮的话“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品三国》7页）说袁绍想当皇帝。”　人还在；　心不死”（《品三国》57页）。说刘备自已还是光杆司令，“给诸葛亮封个‘上校团副’之类的头衔，有什么意义？”（《品三国》160页）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非常通行的语言，可以触动50岁以上的人的神经。而对于50岁以下的人来说，则淡而无味，不知所云，就幽默不起来了。　
　　再有，有一些时尚性的东西，可以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如说关东诸侯起兵讨董卓，“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　
　　电子游戏。”（《品三国》46页）还插入一些民间谚语。如说官渡之战时，刘备从袁绍那里开溜，“很可能是已经预感到袁绍的失败。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轮上的那些耗子一样，知道这条船会不会沉。”“他之于袁绍，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品三国》89页）　
　　还有，易中天还常用一些现代商业上的语言，以比附古人古事。如把某一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称作“老板”，说当时士人出仕都愿意找一个“好老板”。又把刘备比作“绩优股”，把袁绍比作“垃圾股”。（《品三国》132页）总之，易中天调动了多种幽默风趣的语言形式，以增加节目的可看性和书的可读性，使人兴趣盎然，不致犯困或改变频道。这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但搞得太多太滥，就是庸俗化和过度娱乐化。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有专章进行讨论。　
　　二是荟萃众说，思想活跃。　
　　三国史上有许多难解之谜（其它朝代的历史也无不如此），有一些问题历来就在学者中间争论不休。易中天能够荟萃众说，加以考证、对比，然后作出自已的结论或者存疑待考。他用力较勤，思想很活跃。他的讲述是开放型的，可以引导受众思考问题，起到一定的互动作用。这也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　
　　三是化简为繁，故弄玄虚。　
　　搞学问需要深入，应该有创见，不能墨守成规，人云亦云。但深入和有创见，不等于哗众取宠和故弄玄虚。具体地说：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具体问题细碎化。　
　　例如：皇帝问题，当时确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也不是那么太复杂，好像没有必要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多侧面、多角度地来叙述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把问题引入一个空前的高度，跨上学术的顶峰，实际上，对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玩那么多的花样吗？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逐渐烦琐化，有人解释《尚书》的“尧典”两个字（那是一个篇名），就写了几万字，至今成为文化史上的笑谈。易中天在解释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到东吴游说孙权之辞时，就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细碎化的倾向。特别是诸葛亮对孙权所说的开头的一句话：“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就解释得过于叮咛备至，好象诸葛亮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都可以奉为经典。我们知道：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以及赴柴桑和孙权谈话时，当时并没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场面，那都是史家事后的追忆之词，大致的意思可能是那样，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死抠，只能“观其大略”，宜粗不宜细。否则就不是深刻，而是故弄玄虚。　
　　再如：易中天提出了《隆中对》的四个版本以及刘备的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前者概念模糊；后者名词烦琐，彼此之间也不好界定，英雄之志与英雄之魂有什么区别？英雄之魂与英雄之气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名词越多越表示深刻，越表示水平高，那么我们还可以一口气再说上一串：英雄之魄、英雄之心、英雄之道、英雄之德、英雄之才、英雄之胆、英雄之度、英雄之情、英雄之智、英雄之威……；有人也可以借鉴易中天的那种方法，提出五个版本的《出师表》，八个版本的《述志令》，岂不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得更复杂了吗？那后果恐怕不会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而成为学术界的奇闻与话柄了。　　　　　
　　第三章　纠错70条　
　　四是见解游移，自立自破。　
　　易中天为了树立某一个观点，可以不惜笔墨与精力，运用大量的资料，占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来论证这个问题，使它终于能够自圆其说（即荀子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几页之后，也许是几集之后），往往又会冒出一段话，把先前的说法修改或否定了。我把这种现象叫做“见解游移，自立自破”，例如：在皇帝问题上，袁绍的谋士提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的谋士则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易中天认为：“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