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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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指江东）……伐登之言，为有证也。（讨伐陈登的说法，是有证据的。）”（《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按：所谓“伐登之言”，出于《江表传》。说是广陵太守陈登，郡治在射阳（今江苏宝应东北）。孙策去讨伐陈登，率军走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因为等待军粮，便在这里屯驻下来。孙策出去打猎，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奴客射伤，因此丧命。（《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资治通鉴》采用了《江表传》说法。
但裴松之却不同意孙盛的说法。他说：“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但举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裴注）他的意思是：孙策出兵，不仅仅是指向陈登，打败了陈登，还可以顺路北上嘛！
不过，这仅仅是裴松之的一个猜测，因为孙策如果不死，他打完陈登后，是否还会继续北上攻许都，这是无法知道的。
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策弥留之际，“请张昭等谓曰：‘中国（中原地区）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对顾命之臣张昭等人以及继承人孙权的遗言，后世用“保江东，观成败”来概括，是非常合适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当时“中国（中原）方乱”，但孙策并没有北上征雄的企图，他审时度势，以为“保江东，观成败”是当前应该采取的策略。既然这样，所谓“阴欲袭许”，便不可能是事实了。
22 谁是草包？（1）
易书第十九集《必争之地》，专门谈荆州和刘表问题。他有一顶帽子，叫做“漂亮的草包”，先轻轻地给刘表扣在头上。声称：“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刘表给人的印象，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品三国》173页）但说着说着，又把袁绍揪了出来，又声称：“如果说他是‘漂亮的草包’，不算很冤；刘表就有些冤枉了。”（《品三国》179页）一开始有些“扩大化”，现在又给刘表摘了帽，却把帽子给袁绍牢牢地戴在头上。
易中天的定性是否合适？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不妨再复查一下。
先说刘表。《后汉书》说他是鲁恭王之后，易中天认为：“刘表这个‘帝室之胄’，大约是真的，不像刘备那个‘皇族身份’，可能是‘注水猪肉’。”（《品三国》173页）但我以为不然，刘表这个皇族身份，也是可疑的。如果说刘备是“注水猪肉”，仅仅是质量不好，分量不足，但总还是猪肉；刘表则有可能连猪肉也不是。为什么呢？《后汉书》虽然说他是鲁恭王之后，《三国志。刘表传》却仅仅说他是“山阳高平人也”，皇族之事，只字未提。《三国志》的成书早于《后汉书》，而且运用史料比较严谨，比《后汉书》更具有原始性和可信性，如果二者发生抵牾，一般应以《三国志》为准。也许有人会认为：陈寿世称“良史”，文字简练，没写刘表的皇族身份，不过是为了节约笔墨吧？实则不然。在《刘二牧传》里，就说刘焉是“汉鲁恭王之后裔”，又说“以宗室拜中郎”（因为是皇帝的宗室，拜官中郎。）可见刘焉及其子刘璋的皇族身份是确凿无疑的。幽州牧刘虞，《三国志》虽然没有为他立传，但《公孙瓒传》谈到袁绍等人要拥立刘虞为帝时说：“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同传又谈到刘虞当过宗正，这个官职是九卿之一，管理皇室亲族事务，只有皇族才能担任。所以，不用查《后汉书。刘虞传》，仅仅根据《三国志 》的记载，刘虞的皇族身份也是确凿无疑的。而据《后汉书》和《吴书》，他是东海恭王之后。
至于刘备的皇族身份，《三国志·先主传》赫然大书“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在《诸葛亮传》等传中，他的皇族身份也常被提起，如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便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而刘表呢？无论是本传记载，还是别人的称述，都见不到他的皇族身份的任何影子，能说这是偶然的吗？
当然，刘表是不是皇族，和他是不是草包没有关系。易中天除了叙述了刘表的缺点之外，还以一定的篇幅肯定了他的优点，如“单马入宜城”，镇抚宗贼等，经过他几年的努力，不但平定了荆州七郡，而且广开疆土，“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把荆州建设成为一个乱世中的乐土。尽管曹操说他是一个“自守之贼”，不适应群雄角逐的现实，但毕竟不是“草包”。何兹全先生说：刘表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易中天同意这个提法，我也认为很恰当。所以对刘表这人，不宜扣“草包”的帽子，那就“怕斯”吧！
再说袁绍。关于他的缺点，易书已经表述得淋漓尽致，不必再来重复，问题是：他是不是还有优点？当然有。据《三国志·袁绍传》：袁绍年轻时，“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在宫廷中除去宦官这个毒瘤，他的贡献很大，虽然有滥杀无辜之嫌，但毕竟把这个毒瘤割掉了。以后起兵讨董卓，各路诸侯以他为盟主，足见他声名不小。后来夺冀州、灭公孙瓒，败黑山军，占有了幽、冀、并、青四州，在官渡之战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连曹操都望而生畏。这能算是“草包”吗？后来虽然由于他主观上犯了许多错误而失败了，但也只能算是失败的英雄。项羽自刎于乌江，拿破仑败于滑铁卢，我们能说他们两个人是”“草包”吗？对袁绍也不能有双重标准，所以愚意以为：袁绍也应该”怕斯“。
那么，在三国时代有头有脸的人物当中，谁算是“草包“呢？我看袁术可以当之而无愧。据《三国志·袁术传》：袁术在年轻时，”以侠气闻“，大概就是霸道。在南阳当军阀，“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后来在淮南称帝，成为众矢之的，被曹操、吕布等人打得焦头烂额，终于走投无路，死于道路之上。陈寿在卷末评论说：
“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已（没能保住荣耀），自取之也。”
而裴松之却认为这个评论没有到家。他说：“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没有丝毫的功劳，没做过一点好事。）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称帝），固义夫之所扼腕（实在使正义人士愤怒），人鬼之所同疾（活人死人都痛恨）；……而评但云‘奢淫不终’（而陈寿的评语仅仅说‘奢淫不终’），未足见其大恶（不足以表现他的大恶）。”
看来袁术毫无可取之处，是个地道的“草包”。但人们心目中的“草包”，都是窝窝囊囊的。而袁术既不漂亮，也不窝囊，却非常凶恶，所以可以称之为“凶恶的草包”。
在三国人物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地道的“草包”，那就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渊。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夏侯渊被蜀将黄忠斩于汉中定军山下。夏侯渊是怎样被斩的？《三国志》的各记传说法不一，《曹操集》中载有曹操的一篇《军策令》，应该算是比较原始的资料，《军策令》说：
“（译文）本月贼兵（指蜀兵）烧了夏侯渊的鹿角（军营前的障碍物），鹿角离大本营十五里；夏侯渊率兵四百人到鹿角那里去，使士兵修补。贼兵在山上看到，突然从山谷中冲出来，夏侯渊率兵与之战斗，贼兵绕到他的后面，退兵时夏侯渊没有回来，甚为可悲。”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的一名重要将领，经常身负重任。但为人勇而无谋，在军中被人私下里称为“白地将军”。白地，是没有才能，没有智谋的意思，也就是“草包”。他虽然常打胜仗，曹操对他还是不那么放心，常常对他说 ：“作一员大将，也应该有怯弱的时候，不能光靠勇敢啊！大将当然应该以勇为本，但要与智慧，计谋相结合，有勇而无谋，不过是匹夫之敌而已。”（《三国志·夏侯渊传》）曹操在长安，听说夏侯渊战死，心中非常悲痛。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军策令》中要求诸将以夏侯渊之死为教训，要注意保护自己，指挥人员的安全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令文中说：
“夏侯渊本来就是不善于用兵的，所以军中称他为白地将军。作督帅的尚且不应当亲自作战，何况是修补鹿角呢！”
夏侯渊人称“白地”，但又非常勇敢，所以可以称之为“勇敢的草包”。
23 刘表为何让荆州？（1）
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魏书》，刘表在病重时，曾经“托国于备”，说是“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没有能力）。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刘备婉言推辞了。而《英雄记》却说：“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摄”和“领”都是兼管、代理的意思。但这两条记载，内容颇有分歧。《魏书》是说：“刘表在口头上要把荆州让给刘备，《英雄记》则说：刘表已经上书朝廷，推荐刘备领荆州刺史了。很显然，这后一种说法不可能是事实，我们姑且置而不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前一种说法：刘表真要把荆州让给刘备吗？
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真有这么一回事吗？易中天有一个设想，就是既然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回来探病，被蔡瑁，张允挡了驾，那就表明刘表临死前已经被控制了，刘备是见不到刘表的，怎么能听到刘表说出那样的话呢？但我以为：这推测是未必符合实际情况的。蔡瑁、张允可以利用诡计挡刘琦的驾，但他们再跋扈，也不会把刘表控制起来，不许别人探视的。而且刘表死前神志正常，如果他要召见刘备，蔡瑁、张允二人能抗命吗？易中天认为二刘在最后关头不可能见面，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另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汉魏春秋》，说刘备曾对人说过：“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可见说刘表在死前向刘备“托国”或“托孤”，还不是孤证呢！至于“托国”和“托孤”在性质上有区别，恐怕就是传闻异词了。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这件事应该是有的。
但裴松之却认为：刘表夫妇平日偏爱刘琮，早已定下了舍嫡立庶之计，怎么会在临死前把荆州授与刘备呢？“此亦不然之言。”（《三国志·先主传》注）
易中天说：“我也认为靠不住。”（《品三国》182页）但他又说：“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刘备说了假话。……第二种可能，是刘表确曾“托国”于刘备。但并非真心，而是试探。”（《品三国》183页）
这后一点，不仅是易中天，历来持此说者不在少数。
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把视野开阔一下，从大的背景上来俯视一番。
在三国时代，临终前表示把政权让给别人的，时有所闻。
第一． 陶谦临死前，要把徐州让给刘备，说是“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他死后，别驾麋竺等人便率州人迎接刘备做了徐州牧。（《三国志·先主传》）
第二． 孙策临死前，对张昭说：“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三国志·张昭传》裴注引《吴历》）
第三． 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
以上三例，加刘表一例，共四例。三国魏、蜀、吴，除魏之外，吴、蜀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再加上徐、荆、兖三大州的诸侯；可见绝非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分析起来，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陶谦让徐州，这是真让。当时徐州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戮，已经残破不堪。陶谦有两个儿子：陶商和陶应，但《吴书》说他们“皆不仕”（《三国志·陶谦传》裴注引）。没有出仕的原因，或者因为年龄小，或者因为不成器。这时陶谦的想法应该是：曹操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徐州官员和自己的儿子根本就抵抗不了，与其落个灭族绝嗣的下场，还不如把徐州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满足，只能给他们带来灾难，为什么不让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想法，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让徐州绝不是卖关子，而是真心实意的。
兖州的情况也和这相似。初平二年（公元191），青州黄巾军百万人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济北相鲍信与州吏万潜等共同迎接东郡太守曹操做了兖州牧。刘岱的儿子为什么不继承父业？兖州的官员为什么不觊觎这一把手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兖州也是一块热山芋，人人都怕烫手，谁也不敢去拿，只有让给实力较强，不怕烫手的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