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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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改革的责任，因此，他必须跟着政府走！　　
　　最低领袖终于跟我一块儿到达广州，他的杂志已无力量出版，经我推荐，他到我们广州的报社担任撰述委员。五个月后，广州沦陷，最低领袖没有出来，我无法再强带最低领袖离开广州，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遥远的重庆。　　　　
　　七十九　　　　
　　我是十月初到重庆的。　　
　　去重庆以前，我本决定前往台湾。贺大哥和表姊、表姊丈都在六月间青岛撒退时，随国军登舰，到达台湾。表姊丈已在台北邮局工作，贺大哥在台北一家中学里到一个教师职务，他们来信要我即去台湾，并一再描述台湾风景幽美，民风淳朴，大米特别便宜，生活容易维持，他们又建议我到台湾来做体育教师，或是写写文章卖卖稿子，都可以过得安适。　　
　　当我决定赴台，同时也决定了要最低领袖和美庄与我同去。这是我在大陆自由区域里，最亲的两个人了。一个是老同学，一个是老同学又是未婚妻。最低领袖表示愿意跟我同走；可是，在我一连寄出好几封催促美庄速来广州然后偕同赴台的信后，美庄仍旧犹豫不决。她渴盼我去重庆。她信上说：重庆即将恢复到抗战时期的冲要地位，重庆人都正在纷纷议论一旦广州不守，国都势将再度迁来重庆：她又说；台湾弹丸之地，怎能与四川天府之国相比？当初打日本靠四川，今天打共产党少不得还是要靠四川，所以她有一百万个理由要我到重庆去。我再连续发出数信，告诉美庄：今日重庆万难再与抗日时代的陪都相提并论，由于国军精锐多毁于东北、徐蚌两大战场，并且民心涣散，精神崩溃，想靠西南一隅扭转乾坤，实在希望渺茫；此后一切必须从头切实做起，所以复国的基地应是台湾无疑。可借，我这些信，并不能获得美庄的同意。　　
　　我开始为难了。去重庆？还是去台湾？最后我决定了：去台湾，然而去台湾之前，先到重庆把美庄说服，带她一块回到广州，再同去台湾。　　
　　我的决定，最低领袖完全赞成。表姊、贺大哥来信也表示十分赞成，表姊还为我凑了一部分钱充做往来的旅费。　　
　　在飞往重庆的旅途上，我感慨万千。整整十年前，我山太行山下来，渡黄河，经豫陕入川，一路千辛万苦，可是精神极为奋发极为愉快；如今安坐在地球上最快速、最舒适、最神气的交通工具上，二度入川，却是无限忧伤无限辛酸。只有想到将和一别两年的美庄会晤，心头方始泛起阵阵喜悦。　　
　　在旅途中，我也想到了唐琪。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反正，我是离她越来越远了。我正在天空自由飞行；而她，却身陷铁幕。“去重庆找美庄！”唐琪曾这么嘱咐我。唐琪爱我，她不忍心我沦入铁幕，所以千方百计救我出走；美庄是我的未婚妻，我如忍心任她沦入铁幕，那，我和唐琪一比，岂不是太卑劣，太可耻了吗？何况，唐琪是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或生命来换取我的出走，而我并不需要牺牲甚么，便可以换取美庄的出走——　　
　　美庄到珊瑚坝机场接我。她快活地，热情地，欢迎我的来临，彷佛两年前，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那次可怕的争吵。　　
　　可是，当我提出要她早日与我同去广州时，找们又不能避免争吵了；不过一开始那是很小的，并不严重的争吵。　　
　　没想到广州的噩来得那么快，十月十三日广州沦陷了——我刚刚到重庆一个星期。　　
　　在这一周内，美庄大尽地主之谊，招待我吃最好的馆子，喝最陈的茅台和大曲，到最豪华的舞厅跳舞，逛南北温泉，还特别到沙坪坝校园和嘉陵江畔追觅我们的旧梦。美庄已学会了驾驶汽车，她自己拥有一部一九四九年“克赖斯勒”座车，她得意万分对我讲：　　
　　“我这部‘克赖斯勒’比你大参议员在天津的那座‘道济’还名贵一等哟，不过比起父亲现在坐的那部‘林肯’牌，就又逊色了！你知道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就是‘林肯’、‘卡德拉克’，二等的是‘别而克’、‘克赖斯勒’，再等而下之，是‘庞帝艾克’，‘帕克’、‘道济’、‘普黎茂斯’、‘第索透’、‘福特’、‘雪佛兰’、‘纳喜’、‘斯杜培克’——看我已经成了汽车专家啦！”　　
　　日子在甘美安适中度过；可是我的心绪一直不宁，我恨不得早日偕美庄飞离这座当年曾被我赞颂、热爱的山城。　　
　　抵渝后，我曾连接最低领袖两次电报，催我速偕美庄返回，好一同赴台，我也连覆两电说即日去穗，想不到广州却竟这么快就丢了。我盼望最低领袖能够事先逃出，到香港，到海南，到台湾，到哪儿都可以，只要别陷身铁幕；又过了一周，他杳无信息。　　
　　我有点埋怨美庄，她若立即随我去穗，最低领袖绝对不会和我们失去联系：然而，我并没有把这抱怨的话说给美庄，因为说了又有何用？而我知道，最低领袖如果沦入铁幕，也绝非美庄所乐意造成的事。　　
　　重庆比抗战时期更繁荣了。都邮街、林森路、陕西街上，林立着巨大的百货公司，与耸入云霄的银行大厦，使我恍惚感觉仍置身天津或上海。欧美洋货充斥市场，没有人再穿抗战时的粗呢、麻布或阴丹士林布，娱乐场所日日夜夜满坑满谷，流线型汽车风驰电掣地在街上穿梭往来，望龙门的缆车早已修竣，人们上坡下坡不需要跑路或乘滑竿——重庆在进步中；然而我看到了它的阴影。　　
　　尽管四面八方的人都一骨脑儿奔来重庆，把命交托给重庆；可是重庆，在披上了繁华的多彩外衫以后，当年那种坚苦卓绝的精神已无处可寻了，虽然当年也有少数人在这儿唯我独尊地享受豪华，我还清楚记得我曾和最低领袖愤慨万状地咒诅过那批发国难财享国难福的家伙们，和今日一比，那批家伙的生活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重庆正走向麻痹，糜烂。　　
　　重庆已有人满之患。由歌乐山、新桥、新开寺、林园、山洞、小龙坎、化龙桥、一直到市区上清寺，大小别墅式的房屋，在山林间，在公路边，毗连地赶修起来。战事稍形稳住一点，大家便把这儿视为固若金汤的堡垒或是世外桃源，房地价、银元券（金元券已经不用）便一起涨，忽有前线不利消息传来，大家又把这儿视为朝不保夕的危城，于是有钱的人争相飞往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日本，甚至美国——房地价落了，银元券也跌了，美钞、黄金猛涨，谣言满天飞扬——人心苦闷，需要刺激：将要离开重庆的人以“临别纪念”的心情，大玩特玩；决心不走却又知道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得光的人，抱定“早光也是光，晚光也是光，不如痛快地现在光”的心态，也大玩特玩——因而，重庆更麻痹，更糜烂了。　　
　　美庄的父亲对大局却很抱乐观。他一再告诉我：四川是宝地，是福地，要我放心大胆地住下去。虽然，他并没有直言反对美庄跟我去台湾；可是，我看得出他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本身不想离开重庆，同时又多次劝我留在重庆。　　
　　美庄似乎也不明了他父亲不肯出川的原因何在？举家去台湾，去香港，继续在那边过舒服的生活，他都有足够的力量；否则共产党来了，要讲清算斗争，郑总司令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对象。军阀之外，“地主”、“富豪”、“反动”，任何一条罪名，都会使他“扫地出门”甚而不能保存生命。然而，他不肯走。　　
　　美庄希望她母亲跟我们同走，我立刻高兴地同意。美庄的母亲，我也有奉养的义务。可是郑夫人自己不肯走。她的理由很单纯：“总司令走，我就走；单叫我走，我绝不肯白白便宜了黄山上那两个不要脸的烂女人，她们倒早就想把我请走哟！”　　
　　美庄显然陷在困惑中。不过我看得出：她跟随我走的意念正在逐日增加。可是，一天，她又突然告诉我：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留在四川吧！最近大家都讲台湾危险，连父亲都讲果真大局再形恶转，台湾绝对要比重庆被共产党更早先占领。我们留在四川还可以往西康、云南退，康滇的省主席和将领们都是父亲的莫逆好友，到他们那儿跟在自己家一样；如果我们跑到台湾，一旦共军登陆，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岂非只有跳海一途——”　　
　　我当然对美庄的论调表示异议。感谢天，事实为我的辩论做了最有力的左证：　　
　　十月下旬，在台湾的门户金门古宁头登陆的共军，全部覆没，死亡万余，被俘七千！紧接着十一月初，在舟山群岛登步岛登陆的大批共军，遭遇到同样命！国军在金门、登步两次大捷，使台湾突然放射出万丈光芒！　　
　　“算你这次没有替台湾瞎吹牛。”美庄笑嘻嘻地对我说，“不过，你如果能够耐心地等在四川，看我们四川队伍打共产党的好戏，保险比台湾的中央军打共产党更出色哟！这几天，我看父亲特别兴奋，特别忙，散驻在四川各地的将领，都纷纷赶来重庆跟父亲密商大计，连我那在川北带兵的大哥昨天也回来了。看情形，父亲这次要在保乡卫民反共救国大业上，大大地表现一下了。父亲虽然不是现任川军统帅，可是那些四川将领大多数都是他的旧部下，他如发号施令，保险三军会个个当先——”　　
　　十一月十日，一条意外的坏消息刊于报端：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该二公司全部留在香港的飞机，飞往北平投共！这两个叛徒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仅是那些架值钱的飞机，而是使自由区域的空中交通骤形停摆，迫使巨大数目的忠贞人士与宝贵物资无法飞往台湾。　　
　　重庆顿时呈现出恐慌。必要时上天飞走的最后一计，势成泡影。民航空队的飞机成了唯一的空中宠儿与人间救星；可是，他们的飞机数量太少了。用各种方法抢搭飞机的花样，开始在重庆上演，那白热化的镜头，比我在天津看到听到的更为唬人。　　
　　湖北、贵州的战事在失利中，共军已以钳形攻势自鄂黔两省伸向重庆。　　
　　如果郑总司令肯出面，美庄和我二人的飞机票，拿到手是无问题的。可是，他不肯管这件事。飞机票已越过了巨额金钱可以自黑市获得的阶段，非依赖权势无法解决了。这也难怪，在这最后关头，政府控制的飞机当然要尽先载重要官员与显赫人物。靠我自己，乱世中的一个新闻记者，实在无法获得两个机位。　　
　　我想，也许重庆还能支撑几个月；我只好静心地等候下去。可是，进入川境的共军，看来根本未曾遇见任何抵抗，没有几天功夫，就逼进了重庆外围。　　
　　郑总司令确如美庄所说的，仍在忙于和一些将领们密商大计；可是我终于惊愕万分地发现并证实了：他们并非密商如何抵抗共军，而是密商如何靠拢“立功”！　　
　　十一月廿八日的下午，整个重庆的市街陷入混乱，到处塞满搬东西的卡车、小汽车，和行人。我跑到若干机关打听消息，每处都是人去楼空，只有一、二人员在那儿焚烧文件档案。显然政府正在紧急撒退。南岸来人谈起：共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南温泉。我不能再等，我要美庄即刻与我起程前往成都。　　
　　“我正要跟你讲，父亲今天中午郑重告诉我：不要我，也不要你走了，”美庄这么对我说，“父亲在‘解放’后的四川将出山担任要职！”　　
　　“甚么？甚么？”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可是我立刻冷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