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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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的起端。多年来我醉心民主政治，如果能够走进议会，为乡梓服务，为市民讲话，将是多么严肃，多么有意义，多么荣誉的一件事。在积极拓展报社业务，也同时积极筹划竞选的过程中，我把美庄和唐琪都暂忘一边。有人说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全部，却是男人一生的一部分；我即便想把爱情变成自己一生的全部，也不可能了。在爱情上一再遭遇的挫折又算得了甚么？我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市民的选票，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败哩！　　
　　在美庄逗留天津的两个多月内，军调部尚未寿终正寝。年迈的马帅，不辞辛劳地一连八上庐山，和蒋主席磋商无法停止但又期望发生奇迹能以停止的军事冲突。在马帅每次获有信心，欣慰下山时，共军必定以破坏协议、扩大战乱，做为献给这位和平老人的赠礼：马帅第一次下山，共军在津浦路南段发动激烈攻势；马帅第二次下山，共军加紧围攻大同；马帅第三次下山，共军猛扑娘子关；马帅第四次下山，共军在陇海路展开总攻击；马帅第五次下山，大同危在旦夕；马帅第六次下山，共军在同蒲在线连掠数城；马帅第七次下山，共军为攻大同拿出不顾人道的最后法宝——施放毒气；马帅第八次下山，共军逼近了河北省会保定——马帅从此不再上山了，八上八下的辛劳，换来九月卅日中共正式通知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和谈宣告破裂。　　
　　这段期间，中共还曾制造了一件惊动中外的“安平事件”——共军在平津公路的安平镇上，突击正为军调部输送给养兼为联合国救济总署输送供应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结果美官兵四名死亡，十二名负伤。如此严重的事态，在共产党歪曲事实，诬说美军先行开火的答复下，马歇尔老人，和另一位被派来协助他调处工作的另一位和平老人——司徒雷登大使，双双忍受了这难以忍受的野蛮的挑衅。　　
　　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消息，也正是促成我不能置若罔闻地专陪美庄优哉游哉尽兴玩乐的一大原因。　　
　　美庄离津以后，每天报纸上的战乱消息依然有增无减——马帅和司徒雷登大使在极端失望之余仍作了一次最后的奋斗——逼请蒋主席颁发了第三道停火命令。同时政府宣布：原本订于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举行，现在决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希望中共尽速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大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　　
　　为了等待中共的名单，又把国大揭幕式的举行移后了三天；结果，中共推翻了自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诺言，仍旧坚决拒绝参加。　　
　　在无党派人士，和青年党、民社党、国民党四方面的代表集议下，花费了他们宝贵的心血与智慧，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我熟读这部宪法，感觉它虽然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它所代表的民主精神却是十全十足的。在这期问，最低领袖曾把他的刊物寄给我，在那刊物和他的附信上，他一再指出这部宪法由于国民党过于迁就其它各党各派的意见，结果弄得不再是五权宪法的模样，他认为如果依据这部宪法建设真正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是难免阻碍的。我则回信告诉他：有宪法，绝对比没有宪法好，何况这部宪法的基本国策一章，完全符合三民主义的精神；同时中外人士对这部宪法也纷加赞扬，就连对政府多少存有成见的马歇尔先生也一再声称他极为欣慰中国这部民主宪法的产生，因为它完全符合“政协”所规定的原则。我又告诉最低领袖：以后行宪时期的国民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如果试行的结果，确实发现了这部宪法的漏洞与不妥，仍然可以进行修宪。但在修宪以前，我们每一人民都必须维护这部宪法。我更告诉他：这次制宪，国民党给了人民良好印象，因为由政府直接遴选的七百名代表中，国民党只占二百二十席，无党派七十席，青年党一百席而共产党却占有一百九十席，跟着共产党跑的民主同盟又占了一百二十席，并且开会期间政府一再声明绝对保留共产党和民盟的三百一十名席位，静候他们参加，开会以后，国民党又处处采纳接受其它党派的意见，才制定了这部宪法，这种风度，连我这无党无派的人，也觉得执政多年的国民党能有这种气概与胸襟，中华民国的自由民土应可乐观！　　
　　制宪国大闭幕以后，共军头子朱德到了莫斯科，延安修筑了大飞机场，苏俄将大连交给了中共，中共把佳木斯辟成了军事根据地，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毫不保留情面地狂叫：　　
　　“马歇尔是一条美国老狗！”　　
　　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共军处于劣势时就要求谈，共军处于优势时就发动打——的调处中，讨尽便宜养足精力的共军，从此再不需要马歇尔将军解围、护航、搭救了。　　
　　从此更再听不到“共产党拥护你，红色队伍向你致崇高敬礼——”的“马歇尔歌”了——这位显赫一时的五星上将，在卅六年一月八日由南京搭机飞返华盛顿。我没有亲眼看到马帅登机赋归时的镜头，新闻报导说：“马帅行前黯然神伤，承认一百二十天的调处全归失败——”，我不禁回忆到，他喜悦地，充满信心地，出现在北京饭店和延安的一幕一幕。我想象得出这位老人离华时刻的心情该是如何沉重和凄凉。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连连中了共军缓兵计的马歇尔将军，我几乎不忍心指责他是“共产党的救星，国民政府的克星”；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尽管这种事实的造成并非出于他的原意。　　
　　二月六日，美国宣布军调部正式结束。　　
　　军调部从此不再存在于北平；可是军调部为中共打开了大门，使各地区的大量共产党员和特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中共党员均为中共特工），打着担任调处工作的招牌，日夜不息地流涌进北平，再散溢到各个重要的城市和县分，马歇尔走了，这些中共份子可不再走了，他们在北平，在华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中，渗透、蔓延、潜伏、侵蚀，或是蛊惑中共尾巴们假冒自由民主人士之名，公开明目张胆地诬蔑、诽谤、打击政府，表面上这些地方是政府所管辖，实际上，中共份子已逐渐解除了这些地方的精神武装——在军、政、工、商、经济、金融各机构中。都混进了共谍，更严重的，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因政府一味迷信武力、忽视文化工作，都成了共谍的温床，尤其“华北学联”在共谍一手扶养中，长大起来。变成了日后北平、华北、甚至全国的一个最大的毒瘤。　　
　　在东北，国军大量地慷慨地流血，依旧无法自苏俄手中收回大连和中长铁路，政府一再派员交涉，苏俄都装聋作哑，继续干着加紧充实装备共军的勾当。　　
　　这就是三十六年暮春初夏时候，国内外的形势。　　
　　在这个险恶的形势下，我全心致力于报社业务的开展，与参议员竞选的准备。　　　　
　　七十　　　　
　　为了开展报社业务，我必须加强充实报纸本身的内容。我们的报原就有一特色：坚决反共，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军事调处期间，为了表示衷心渴望和平实现，我们尽量抑制感情，无论在社论、新闻，以至副刊，都在在避免使读者嗅到火药气息，对共军在各地的破坏协议，大举进攻，也万分忍耐地不以大标题或巨大篇幅的报导来刺激读者，惟恐有损于调处，唯恐不利于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全国军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已经筋疲力竭，苟有一线希望，谁不愿意获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机会？政府为了恢复国力更是委曲求全，不惜妥协退让，心意求消弭内乱。可惜，这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更疯狂的暴行。自此，我们的报纸不得不恢复到军事调处以前依据事实严厉批判中共的态度，由于唤起人民认识中共真实面孔的迫切需要，我们反共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决。一般读者对于我们报纸的态度甚为认同；可是，我们却另外遭遇到一个困难——有些人认为我们既然坚决反共，似乎可以不必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我们用了许多篇幅反复详尽地申诉：军事力量能扑灭共产党于一时，唯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始能使共产党绝迹。　　
　　渐渐地，我们的言论获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大家明白了共产党嘴边上挂着的自由民主都是假的、骗人的，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最反自由反民主怕自由怕民主的；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绝不能由于共产党窃取了自由民主做幌子，就厌恶自由民主，因为真正自由民主正是致共产党死命的利器；大家更明白了当全国每一人民都能享受自由民主，都能有权参政，有权立法，有权管理政府时，反共就不再仅是政府官员的事，而是每一位人民由内心坚决要做的事，那反共的力量该是多么空前的有力，空前的巨大！　　
　　此一思想，也正是促进我鼓起勇气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最大动力。　　
　　我深知我无群众。年龄、资历、声望、经验、财富、组织力量，我一切都不如人。可是，我愿意实实地竞选，胜利是我要追求的，光明磊落的失败我也乐于接受。　　
　　贺大哥、姑父全家、报社同仁、初中时代的老师与同学，都做了我的助选团。表姊伉俪也特别回来一次，代我向邮政有关的人士拉票。姑父在海关的同事中，也找妥了相当数目的基本票。不过计算下来，和人家坐在屋里不动，即可稳操胜算的候选人一比，我的票数仍差得太多。　　
　　我所谓的那些稳操胜算的人士是这样的：他们有的是商会、工会、农会、妇女会的领袖，有的是纱厂、面粉厂的老板，或者是学校校长或教授，或者是同业公会的理事长，有的是帮会首脑，有的是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党委，有的是富豪巨绅，有的是保甲长的莫逆至交——　　
　　这些人都有基本群众，或特殊办法。例如纱厂的老板，根本不出厂门，全部工人和眷属的选票，便足够选出一个半参议员来。学生和家长的选票投在校长或教授身上，帮会中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兄弟或师父身上，各党党员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党委身上，人民团体的选票投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也都是必然可以当选的保证。地方上的散票，最有操纵力量的是保甲长，如果能和保甲长发生密切深厚关系，一些不懂选举真实意义，只懂听从保甲长命令的愚夫愚妇们，将会一骨脑儿把选票投在保甲长指定的候选人身上。（也有几位负有众望而廉洁公正的保甲长，如果他们本身参加参议员竞选很可能当选：可是他们放弃登记做候选人，也不干预民众自由选举的意志。）财富也是当选的一种力量，正当利用金钱者可以搞出许多花样，先在宣传上造成声势夺人的局面，不正当利用金钱者便暗中散发米面布疋等实物，甚或干脆散发钞票，诱使无知人民盲目投票。　　
　　上面这些“优越”条件，我一种也不具备。因而若干友人也曾好意地劝我不必参加这一次竞选，理由是：无财无势的老百姓实在难以当选，何况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刚在学步阶段，笑话流弊必定层出不穷，当选不光荣，落选更难看，总而言之，染这一水，毫无意义。　　
　　我的想法不尽相同。我把实行民主政治譬喻为游泳，我们如果想变成一个会游泳的人，只站在岸上伸伸胳臂弯弯腿，而不下水，或是弄个小洗脸盆湿湿脖子泡泡头，是永远不能学会的；我们必须亲自跳进游泳池或溪流里实地练习，也许会有人负伤，甚或淹死，但如果接受正当指导，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正正当当地学习，一定能够慢慢地熟练起来，既不会出毛病，更不会惨遭灭顶。因此要想实行民主政治，必须人人下水。竞选的人越多越好，投票的人越多越好。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负起倡导风气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和正人君子都不屑于参加竞选，参加投票，那么企图非法竞选与非法投票的莠民们岂不更多了一个满足私欲的好机会？　　
　　又有一些友人向我发表高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得好，不外两途：一是真独裁，一是真民主。他们又举例证明：希特勒独裁时德国很强盛，斯大林独裁得更彻底，所以虎视眈眈大有吞噬半个地球的可能，英国民主，美国民主，民主的结果国家也很富强：中国不独裁，也不民主，因而老抬不起头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要想抬头，非真独裁或真民主不可；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文盲尚多，知识不普及，思想落后，人民无能力亦无资格谈民主，所以还是走真独裁的路才有希望。　　
　　我对此说，立加反驳。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只对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