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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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老太太越说越气，狠狠地抽了两口水烟袋，向我们大伙来了一圈扫视，应是表示要我们规规矩矩地用心听。她接着讲下去：　　
　　“唐琪说，她因为心眼好、心肠热，对那个病人看护得特别周到、特别细心，想不到那个病人竟一下子跪在她面前求起婚来，并且是抱住她的大腿求婚的——亏她说得出口，竟还是一面哈哈地笑个不停，一面向我说的。可把我气坏啦！这不都是鬼话吗！女人要是规矩，男人死也不敢上前哪！怎么没有人向你们跪下求婚呢，”高老太太睁大眼睛瞪着高小姐、表姊、和她两位儿媳妇。于是，她们都按着嘴笑起来，这笑似乎表示了她们认为高老太太的话，有道理。　　
　　“我劝她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和那个男人结婚。”高老太太用纸捻儿再点燃了水烟袋，接着讲：“你们猜，唐琪这个小丫头说甚么？她竟说：‘姨妈，你怎么说起胡涂话来啦！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干甚么的？根本和他没有一星点儿爱情！’真荒唐！真可恨！越是不知道人家是干啥的，才越丢人哩，干脆嫁给了他，不是把丑都遮了吗？小报骂也好，人嘴巴讲也好；反正一男一女成了夫妻，谁也不能再批评了。我认为这是最开通、最十全十美的一种解决方法；她竟不知好歹，一点也不肯听，并且把嘴噘起三丈高，双手叉着腰，一扭一扭地就走了。”　　
　　高老太太说得有声有色，我也听得入了神。我想，从高老太太这一场说白，唐琪在高家老少三辈中间，注定了再也抬不起头的命；对于季家——我的姑妈一家人，当然也间接发生了影响，认为有唐琪小姐这位远门亲戚，并不光彩。至于我呢，我直觉地感到高老太太的话有偏见；但是，我也有些相信唐琪可能属于那一种天性浪漫难免遭人非议的女性。不过，　　
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孤儿，这一点同情心无法自我心里抹煞干净。那时候我正拚命准备初中毕业考试和全市会考，而国家局势则正是中国与日本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我的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应付两道考试与每天的报纸头版新闻上；对于唐琪，无暇无心关注。然而，我知道，我和高老太太她们的观点有一显然不同：她们认为唐琪可厌，我认为唐琪可悯。　　
　　表姊不再提唐琪的美丽如何使她倾心了。她心里究竟怎么想法？我无从知道。姑妈当然也听到了有关唐琪的“新闻”，她对我和表哥、表姊说：　　
　　“怎么样？不能不信老人家的话吧，头两年我就看出了唐家表小姐太‘活动’，早晚得出‘差错’，果然我的话应了验。”　　
　　我想到以前，自己曾对这位从未面的唐小姐，付出过微妙的好感与期待，甚至企望能和她会晤，倾诉一下孤儿的心愫，不禁责备起自己的幼稚与无知，似乎感受到一种无以名之的委屈，与若有所失的惆怅——　　　　
　　五　　　　
　　在我日夜不休地埋头苦读下，初中毕业考试和全市的会考两大关口，能够一一度过。我得到了两张证书。　　
　　姑母、姑父对我大加夸奖，并且给我特制了一套西装，做为犒赏。那套米色派立司西装给我的记忆迄今仍是那么新鲜、难忘，因为那是我生平享有的第一套“处女”西装——在以前，我一直是穿中式衣服，或是海军服、童军服、学生制服、皮夹克等等服装的：这次，我才跟姑父学会了打领带，吊裤子背带，跟表哥学会了放一条小手帕在西服上装左上角的小口袋里，并且露出一个小三角来——我穿着那套新装，大有手足失措，不知如何迈步的感觉。表姊笑我走起路来活像四郎探母的大国舅、二国舅的台步。幸好，我还不太笨，不多时，我便不再小“土包子相”毕露，而能够轻松自如了。当我自天津最有名的同生照像馆拍摄了一张全身八寸大的照片出来，走到街上时，感觉自己的脚步已经完全“胜任愉快”，且近乎　　
“潇洒”了。　　
　　就在我每天穿着那套新西服，在外面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快乐地流连忘返于露天影院、露天剧场、露天乒乓球社，与露天饮冰室的时候，三百多里外的芦沟桥畔突然响了震人心魄的第一枪！　　
　　随着这一枪，全面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从九一八以后，山海关内尽管过了几年表面上一片太平景象的岁月；可是，在我们国家暗中发愤图强下，敌人似乎已经不甘坐视我们这一头东亚睡狮的醒来，因此敌人逐步地向华北施展压力；冀东伪自治改府的成立，冀察特殊化的形成，日本货公开武装走私的猖獗，每天上百的被害的中国劳工的浮尸（他们被抓或被骗去为日人修造秘密军事工程后全遭杀害）在天津海河上飘流个不停——在在都迫使善良的中国人民从心中燃烧起愤怒的火焰。我们能和日本开火，是那时候，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所最狂热渴望的一桩事。　　
　　本来，在我痛快地玩了几天之后，应该安心在家开始做投考高中的准备了；可是，这一来，我沉不下心去了，我每天忙着到各处打探战争消息，并且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劳军团，向市民募捐，然后打着小旗，抬着肥猪，跑到天津市郊韩柳墅一带去慰劳驻在那儿的第二十九军。我们那个劳军团团长便是我的同班同学贺蒙，他是一个非常爱国，非常热情的少年。　　
　　贺蒙有一个哥哥——贺力，比我和贺蒙大了四、五岁，身体特别健壮，当初也是学校里出色的田径选手，他创造的纪录，是我和贺蒙望尘莫及的。他一向关心国事，曾向我和贺蒙作过不少次国事的分析与讲解。我和贺蒙很钦佩他。不过，贺力对于这次由于芦沟桥事件引起来的中日战争，却大出我们意外地，表示出不可过于乐观的看法。　　
　　“你们不可以盲目地乐观。”贺大哥贺力居然这么说，“我们马上就能一鼓作气把日本人赶出山海关，甚或赶出东三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和贺蒙立刻把嘴一撇，表示不敢苟同他的论调。　　
　　“我希望我们的抗战最好再晚爆发三年或五年，那么，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付敌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减少很多的牺牲。”贺大哥如此接着说，“可是敌人等不及了，他怕我们准备好，所以他要提早挑衅开启战端！我们这次非死拚到底不可；不过，我相信我们得吃上不少年的苦头，才能打倒比我们强大百倍千倍的敌人。”　　
　　老实说，我们当时无法接受、赞同、了解贺大哥的话，并且认为他是成心在泼我们冷水。心想：你不过大我们四、五岁，比我们知道得多不了多少，竟对我们大倡异说，实在令人不快。　　
　　为此，我和贺蒙宁愿“另请高明”，再去寻觅一位明了国家大事，而能给予我们正确指点的人。我们发现了一个理想人物——那就是我的未婚表嫂高小姐的大哥高大少爷。　　
　　高大少爷，那时已经三十岁出了头儿，因而一般人都称呼他高大爷。高大爷平日待人接物可比贺大哥老练多了，同时口才也比贺大哥强，尤其他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说话时，面目表情丰富，声调抑扬顿挫，手式姿态动人，这一切都深为年轻人所倾倒。　　
　　“老弟们，放心！”高大爷每次都对我和贺蒙这么说，“没问题！日本小鬼外强中干，鬼子兵看到咱们二十九军的亮闪闪的大刀片儿，浑身就吓得打抖啦，还怎能跟咱们打仗呢？　　
”他一面说，一面做着吓得打抖的表情，然后又用手掌当大刀片，用力一斫一斫地，“杀，杀，杀，就这么给猴嵬子们都杀光！”　　
　　我们真听得入神，几乎要鼓掌喝彩！　　
　　“告诉你们，老弟！”高大爷十分威严地说，“当今华北要人宋哲元宋明轩先生，秦德纯秦绍文先生，张自忠张荩忱先生，冯治安冯仰之先生，刘汝明刘子亮先生，萧振瀛萧仙阁先生，都是我的好友。没问题！我的消息灵通，告诉你们，日本人想打我们，简直等于鸡蛋碰铁球！”（原注：宋哲元系当时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秦德纯系当时北平市长，张自忠系当时天津市长，冯治安系当时河北省主席，刘汝明系当时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曾任天津市长。以上诸氏均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亦均为抗日初期的名将。）　　
　　“高大哥伟大！”我和贺蒙几乎同时喊叫出来。鸡蛋碰铁球！好哇！多生动的比喻！多痛快的比喻！多正确的比喻！多有力的比喻！我们对高大爷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无法不崇拜高大爷，他竟能把华北要人们的“台甫”记得那么清楚，而我们就从来不知道宋哲元号明轩，秦德纯号绍文，张自忠号荩忱——中国人的习惯是应该称呼人家的“号”，不能直呼人家的“名”的。我们和高大爷一比，知识可太贫乏了。难怪人家高大爷令人钦佩，他和那些大人物都是朋友哇！　　
　　二十九军真勇敢，官兵们奋勇杀敌的事迹，获得全国人民的敬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位师长赵登禹，在身先士卒的冲杀中，相继阵亡了。然而，大刀片儿究竟抵不住东京兵工厂出品的飞机、大炮、坦克车；于是，我们的忠勇国军，在慷慨地，大量地流血以后，只好做撤退的部署。　　
　　平津失守的前夕，我和贺蒙专往谒高大爷。　　
　　“老弟，没问题！荩忱有电话给我，绍文有电报给我，没问题！中央方面也有信给我，中央军马上也就到，是庞更陈的队伍跟孙仿鲁的队伍。知道吗？庞更陈就是庞炳勋！孙仿鲁就是孙连仲！中央飞机马上也就来参战！放心好了，日本人今天打咱们，简直是鸡蛋碰铁球！”高大爷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心花怒放。当然，贺大哥贺力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更为一落千丈。　　
　　可是，真糟，当天晚上情势大变：高大爷的话完全没兑现。飞机确是来了，在天津市猛烈轰炸，那是日本飞机！援军也来了，是日本的增援部队，他们和天津市的保安队在东局子激战了一夜，因为兵力众寡悬殊，我们的保安队牺牲殆尽。自此，天津沦陷，太阳旗开始出现在这个大都市的每个角落。　　　
　　六　　　　
　　我和贺蒙陷入焦急、迷茫、失望、悲哀、痛苦中。　　
　　我们已清楚地晓得：中央军没有来；二十九军正沿着津浦线节节退向山东。这时候，唯一安慰我们的，是贺大哥贺力。他劝告我们不可悲观，他指出我们过去希望“坐享胜利成果　　
”的错误，他希望我们能找机会参加救国工作，或是设法到南方升学。　　
　　高大爷呢？我们突然不容易见到他了。高小姐和高老太太也都搞不清他天天在外面做些什么事。幸而，我们住的是英租界，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天津，但还不能进入租界。这时候　　
，青年人们纷纷搭船南下，我便也向姑父母正式提出请求：准许我也到南方去参加救亡工作，或是去升学读书。　　
　　姑母连半分钟也没有考虑，便一口拒绝。她的理由很简单：我还太小，她不放心。姑父也不表赞助。他已经给我报了名，要我投考天津耀华高中。　　
　　贺蒙表示愿以我的去留决定他的行止。在初中的三年时光，我俩一直被同学们视为“孟良焦赞，孟不离焦，焦不离孟。”我觉得万分对他不起，我竟不能立刻作走还是不走的决定，使他苦恼不已。最后，他向我摊牌：要我跟他偷跑！而我，确是无论如何不能硬下心肠用偷跑的方式离开姑母一家人的。我曾偷偷地写好一封给姑母全家的谢恩信，决心不辞而别；可是姑母的眼泪软化了我的铁般的意志。姑母老泪纵横地，紧拉住我的双手说：　　
　　“我求求你，乖孩子，我求你再过两年，稍大一点再离开家。你们张家就留下你这条命根，我死也不肯现在就放你走，我不能对不起你父母的托付。尤其你父亲是打仗打死的，我绝不能再让你重走这条路，告诉你，我已经一连做了好几天恶梦，梦见你和日本兵在前线对打，被打得遍身是血——”姑母猛地抱住我呜咽起来。我消失了抗辩的勇气，虽然心里不甘心接受姑母的阻止。　　
　　我本希望表哥和我一路南去；想来想去，我不能那么做。我自己吵着要走，已经使姑母大为伤心，怎么还能再拉上她的爱子呢？但是，我绝不肯留在沦陷区当顺民。　　
　　我在耀华高中的考试场内，故意几乎交了白卷，为的令姑父对我的“名落孙山”失望，而答应我去南方。然而，我这一计，并未得售，姑父毫无怨言地要我在家休学一年，然后再去投考高中。　　
　　我试着发动亲友向姑父母游说，希望借重他们说服姑父母，达到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