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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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改革是1945年11月解散财阀、禁止垄断的改革。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冻结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财阀的资产，并确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指定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1948年2月，325家企业遭分解，其中三井物产被分解成约200个公司，三菱商事被分解成139个公司。尽管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它毕竟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并使原先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体制变为两者分离的新体制，引起了一场所谓的“经营者革命”。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日本国内形势的很大变化，致使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和市民的反美情绪不断加强。美国惟恐日本变成非美国家，加之美、苏之间以及东、西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终于在1946年3月实施了杜鲁门主义，即对共产主义实行封锁政策。于是改变了那种削弱日本资本主义的占领方针，一方面大幅度地修改与此方针有抵触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路线，另一方面，开始加强扶植日本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为将来的军事生产打基础。为此，美国还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如：重油、铁砂、原煤、粮食等等。　
　　1948年12月18日，麦克阿瑟致函吉田茂，传达了美国政府的“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即（1）压缩财政开支，尽快实现综合预算的平衡；（2）加强税收；（3）严格限制融资和贷款；（4）稳定工资；（5）强化和扩大现行的各种管制计划及实施范围；（6）加强和改善外贸和外汇管理；（7）改善物资分配制度；（8）增加原料及工业品生产；（9）提高粮食征购效率。“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是美国扶植战后日本经济自立起来的基本做法。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正是遵循了这九项原则。　
　　◆　“重点生产”计划　
　　美国刚刚“改变占领政策”，日本很快就顺应趋势，制定了一个“重点生产”计划。该计划是吉田茂内阁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有泽广己的“倾斜生产方式”构想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有五：（1）进口的石油，以煤炭和钢铁为重点供给部门，优先供给。（2）增产的钢铁，集中投入煤炭部门的炭坑设备使用。（3）使用钢材作为出炭设施后，煤炭部门要努力增产。（4）增产的煤炭，优先提供给钢铁部门，促进钢材的生产。其增产的钢材，再优先提供给煤炭部门。（5）通过这样的循环操作，增进钢铁和煤炭的大量生产。　
　　将增产煤炭和钢铁列为经济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由于煤炭和钢铁是整个工业复苏的基础。从1946年煤炭和钢铁的生产状况来看，煤炭矿业，由于战时坑木的乱掘和炭坑的荒废，包括战时强制上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内的熟练矿工，有13。4万人（约占全部矿工的34％）都因战争结束而离开了矿山。因此，煤炭产业陷于瘫痪状态，出炭能力极为低下。例如，1945年4月，每一矿工每月出煤8。8吨，到了同年10月，降低到2。2吨。生产总量，也由战时最高的5　630万吨（1940年）降为2　230万吨。煤炭的生产量大降，影响了各种产业的煤炭、钢材的供给。因此，钢铁业只能取得1/5的煤炭供给，其他化学业是1/2，纤维业是1/10，电力业是1/5等。情况非常严峻，不但影响整体产业的生产重新开展，而且也促使基础部门进一步崩溃。　　　
　　3．再度崛起（2）　　　
　　钢铁业，钢材不足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工厂都停产，1946年的平均作业率为：钢铁高炉2。5％、钢铁平炉8。2％。工人失业率为44％，在职人员只剩128万人，其中普通钢58万人（终战时雇用总数的33％），特殊钢70万人（67％）。当时钢铁的需求量约为200万吨，生产只能提供47万吨，亦即只有1/5的市场供应量。最严重的是煤炭的供给不足，1946年37座高炉中，只有八幡的3座能够投入生产。　
　　针对以上两个行业的深刻问题，吉田茂内阁于1946年12月27日，特别通过了《煤炭增产非常对策》和《1946年度第四季度基础物资需求策略及实施要领》。政府的具体做法有四条：（1）把所有资材的库存拍卖给业者；（2）指定煤炭、钢铁为主要生产资材，禁止黑市买卖，实施配给制；（3）进行库存调查，全面盘活库存材料以挽救危机；（4）把1947年度的出炭目标，定为3　000万吨。　
　　“重点生产”计划实施以后，煤炭和钢铁生产迅速恢复，并为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基础，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日本的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60％；“重点生产”计划的实施还带动了电力部门和输送部门的活力，进而影响了一般产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而使日本经济摆脱了生产萎缩的危机，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947年5月底片山内阁成立，把吉田内阁的重点生产作了角度修正，推出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的振兴政策。食粮增产与出口贸易，成为钢铁与煤炭业之后的重点生产指定产业，通过出口贸易，以确保资材的进口。这样，日本经济在短短的3年内就恢复到接近于战前水平，并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轨道。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价差补给”的物价政策和“复兴融资”的金融手段，配合“美国援助”，补充了产业政策。所谓“价差补给”，就是为了促进基础生产，广泛地采用价格差距的补给金制度。因为当时的消费物质，由于军需改为民需，形成绝对的生产不足，消费物质的价格高涨，生产财反而跌价。生产物质更由于设备的老朽与破损，生产性普遍降低。为了促进原材料的扩大再生产，才实行了基础生产物质的补贴金制度。从补贴金额来看，1947年166亿日元，1948年536亿日元。重点放在钢铁与煤炭行业，补助金的比重，约为价格的一半以上。“复兴融资”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而言，该银行成立于重点生产方式开始实施的1947年，1949年停止银行业务。两年之间，日本产业金融的1/4，设备资金融资总额的3/4，都由此金库融资。煤炭产业约占复兴融资总额的36％，475亿日元，受到最大的优遇。煤炭产业设备资金的98。1％，都依赖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并且，所有的基础产业的周转资金，亦靠此金库的巨额融资。复兴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复兴债，发行额达1　680亿日元，由日银来承担所发行的复兴债。而所谓的“美国援助”，直到1951年，才宣告终止。6年美援总额合计是21。18亿美元。　
　　◆　“特需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陷入日益不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增强与东亚日益强盛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力量，开始进一步促进并支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独立。　
　　为此，在1949年2月，另一位对日本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作为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抵达东京。道奇根据美国政府“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要点是：（1）平衡财政预算，扭转财政连年支大于收的局面；（2）取消国内重要物资的差价补贴和进出口补贴，堵塞发行公债和向日本银行借贷的漏洞；（3）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活动和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设立美援对等基金特别会计项目；（4）确定1美元相当于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制。这一系列具体方案，简称“道奇路线”。此路线实施后，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它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使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挂钩，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它同时也具有造成部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工人大批失业等的“稳定危机”的负效应。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契机。由于美军的“特需”，日本的出口急剧扩大，失业人数明显减少，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上升，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日本产业所受影响之大，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朝鲜战争把整个日本产业都带进了战争景气之中，不但使各种产业的生产量扩大，而且也使低生产率、高成本的重工业品得到发展，增加了出口量。194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为5。1亿美元，1950年增加为8。2亿美元，1951年为13。55亿美元。其中特需占极大分量，约占日本国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　000亿日元。　
　　“美军特需”，包括美军的军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扩大建设及韩国的救济物资等，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钢材、铜制品、水泥等建设资材，衣料、防寒等纺织品。上述物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大概有1　500亿日元的滞销品。朝鲜战争发生后，滞销品一扫而空，更以纤维品及金属类为中心，价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间，上升率竟达90％。由于生产的扩大，矿工业生产在1950年10月突破战前的水准，翌年3月便超过30％，飞跃上升。这样，不但使企业利润、生产量及销售量急剧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连带地促使进口商品的涨价率增加，工资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3．再度崛起（3）　　　
　　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繁荣”，一方面使产业的利润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资活动更加活跃。前者，除了食品工业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关的纺织工业等消费品的利润，也有增无减。利润增加的总额，约从1　300亿日元增加为3　100亿日元；后者，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亦从1　091亿日元增加到4　389亿日元，增加了约3倍。从产业类别来看，则以钢铁、煤炭、纤维、化学肥料、机械工业、运输、电力等设备投资的增加，最为显著。　
　　“美军特需”就像一贴日本经济的“回生药”一样，直接把日本的生产部门搞活了，间接又扩大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同时，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50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　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剧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　174亿日元，一跃而为2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为6　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　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　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资金总额的60％。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　000亿日元，这个超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飞涨。　
　　朝鲜战争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工矿业生产及重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其最大的特征有四个：第一，日本各企业的规模和朝鲜战争发生前相比，显著地扩大，企业的资本调动力，也大大地提高。结果，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额的增加，便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二，由于朝鲜战争特需的持续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日本不但恢复了国民的消费水准，也扩大了产业的生产规模。第三，巨额的特需金额增加了外汇收入，使日本外汇储备丰富起来。第四，美国的对日援助也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而更为增加，因此，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进技术，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并且，进口机械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一定范围内也能确保。　
　　虽然“特需繁荣”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带动的“消费繁荣”和“投资繁荣”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向日本发出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把日本作为其生产军需品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场提供了良机。　
　　◆　“倍增计划”　
　　1949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是3。6亿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国5。32亿美元的援助，才使国际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即使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为一年之间，已增加了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计算在内，日本经常收支也有1。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