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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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单挑着练，本事都差不多。我们院的一个孩子曾语出惊人，他认为，关羽最没本事，斩颜良、文丑、华雄，都是措手不及间建的功，有点像后来丁松这样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有的孩子不解，《三国》里动辄大战一百合，扬言三百合，到了《水浒》里，怎么四五十合就是极限了？也有的孩子练画画，拿小人书当范本，如《铁道游击队》里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不少孩子都临摹过。
以此类推，孩子从小人书里得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不错，小人书时代留给孩子的记忆，是永不褪色的，但倘若痴迷在小人书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出不来的孩子，书看的再多，也长不大。
2003年深秋，叶落的时节，我受一家杂志委托，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采访连环画界前辈姜维朴先生，写成了下面的文字。自1953人民美术出版社有连环画编辑室以来，姜先生就是这个编辑室的负责人，以后又成为连环画出版社首任总编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迄今五十载有余。本书的读者也许不识姜维朴其人，但一定都看过出自他的手的小人书。那么，不妨来认识认识这位早该认识的老人，以及他脑子里的往事，你们会知道，小时候看的那些小人书，是怎样编出来的。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回到“小人书”的时代（1）
姜维朴的记忆
姜维朴先生从二十多岁起投身连环画事业，屈指恰好五十年。就是说，他见证了新中国“小人书”起步、兴衰的全过程；也可以说，姜先生的工作史，与解放后连环画的发展历程几乎同步；还可以说， 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甚至40年代——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是看着姜先生编的或主持编的“小人书”成长的。如今的姜维朴，已是往八十去的老人，当年痴迷“小人书”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甚至步入了老年。那么，回过头来听听姜先生叙谈往事，应该是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鸡毛信》、《东郭先生》说起
在姜维朴看来，新中国第一代连环画的优秀代表作，当属1950年出版的《鸡毛信》，那时，姜先生还是上海《华东画报》的记者。这本书的文字作者蔡若虹（笔名张再学）后来告诉姜先生，解放初，国家还处于百废待举之际，毛泽东就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找去，专门就连环画问题谈了一次话。毛泽东对周扬说，连环画小孩爱看，大人也可以看；识字的人看，文盲也可以看。他指示周扬，要成立一家专门的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一批连环画。周扬回去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落实到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身上。随后就有了大众图画出版社，《鸡毛信》是第一批大众版连环画中的一种。
《鸡毛信》的原作者华山，曾是延安鲁艺美术系的学生，蔡若虹则是系主任，彼此自然很熟悉。改编《鸡毛信》，可谓师生间的一次合作。绘画者刘继卣当年还是个三十出头的知名度有限的年轻画家，蔡若虹选择他，是认准了他既擅人物也擅动物的绘画功夫。刘继卣不负重托，把作品里的各色人物和海娃赶的那群羊表现得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姜先生顺手翻开《鸡毛信》，指着画面上的羊群说：“你看，简直生动极了。把羊的精神状态都画了出来。”《鸡毛信》一炮打响，走在了同名电影的前面。以后几十年里，连连再版或重印，经久不衰，总印数至今已超过400万册，并有多种外文版在世界各地发行。
接着，钟惦斐、贾芝、蔡若虹三人合作，以董聚贤的笔名，编写了《东郭先生》。刘继卣再接再厉，画完了羊又画狼。姜先生同样用“把中山狼画传了神”，来称赏刘继卣的画技。不用说，《东郭先生》和《鸡毛信》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佳品，也成了几十年间一茬接一茬孩子的启蒙读物。
刘继卣后来成了画界的名家，钟惦斐、贾芝、蔡若虹也都是名噪文坛的艺术家。“小人书”在某些“艺术家”看来，也许不过是哄孩子玩的雕虫之技，不屑为之，但是新中国的连环画事业，确是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由这样一批文坛的名家奠基而起的。毛泽东当年关注连环画的出版，固然是着眼于下一代，然而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后来都成了连环画的热心读者。
再说《水浒传》、《岳飞传》
两年后，大众图画出版社归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时姜维朴已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人美所属的《人民画报》作记者。人美的社长萨空了听说毛泽东很关注连环画的出版，自然也格外重视这项工作。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连环画编辑室，姜先生随即被萨空了点名调到这个编辑室作副主任（当时无主任），实际主持工作，想不到从此与连环画结缘，直至今天。
姜先生说，连环画编辑室成立后，确定了一批以革命斗争和传统文化为题材的1953年重点工程，《水浒传》即其中之一。《水浒》的上马，开了改编古典文学名著的先例。
改编这套名著，姜维朴和他的同事们事先进行过翻来覆去的讨论和研究。姜先生操刀先编出第一本的脚本。他说，原打算把王进的故事单列出来，作为第一本，后来考虑王进是个“引子”式的人物，不在《水浒》故事的主人公之列，便和史进的故事合二为一，作为第一本，这就是后来读者看到的《九纹龙史进》。第一本编好以后，送给萨空了看。萨十分满意，批道：编得很好。打印供作者参考，并请专家提意见。以后，就铺开干了起来。人美的创始人之一朱丹（笔名瞿昙）也欣然“入伙”，编写了好几本。
《水浒》的六位绘画者——徐燕荪、卜孝怀、任率英、陈缘督、吴光宇、墨浪，已经相继离世。姜先生谈起他们，不时流露出叹息之情。这六位画家之间，有一种师承关系。徐燕荪是京派人物画的前辈，享有盛名，其他五人是他的学生。他们画风接近，合作默契。但创作《水浒》，也非一路坦途。徐燕荪以前画过戏装的《水浒》人物，改编为连环画，要一改原来的套路，更为贴近历史。此外，器物（宋代）、山水（以北方地理环境为主），都是反复斟酌、讨论，几易其稿后确定的。《水浒》的精彩画面，给孩子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中渗透了六位画家的不知多少心血，也显示出他们深厚的绘画根底。
姜先生特别提到董立言——一位为《水浒》贡献过特殊才能的“无名英雄”。董立言在编辑室内专司连环画口白和脚本的书写，他的小楷书法造诣极深，工整而不失韵味。那时人美版许多“小人书”的文字部分不用铅排，由董立言逐字抄写。26本《水浒传》的文字，也全部出自他的手笔。董立言早年开过画店，和齐白石很熟，60年代，他调到荣宝斋工作。令姜先生扼腕的是，“文革”初期，因害怕受冲击，他在厕所里悬梁而去。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回到“小人书”的时代（2）
自1954年起，《水浒传》陆续出版。原计划出30本，1959年，出到第21本（《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来又出版了五本，到“文革”前，共出版26本。姜先生说，后四本已经改编完毕，但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只能任其流产。
《水浒》的成功问世，也激起了姜维朴的干劲，他决定上马《岳飞传》。姜先生回忆说，50年代，各兄弟单位的合作气氛很好，每年开一次碰头会，互通计划，彼此支援。北京出了《水浒》之后，上海在1955年出版了《三国》，后来又出了《红楼梦》，天津出了《聊斋》，河北出了《西游记》。人美社因出版《水浒》和其他作品，画手吃紧，再开发别的选题，有点拉不开拴，姜先生便回了趟“娘家”，到上海找老搭档、新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黎鲁求援。一见面黎鲁就痛快地问：“你说说要什么吧。”姜维朴说：“别的不要，就要画家。”黎答：“没问题。”马上通知连界名家赵宏本，召集画家们来了一次动员。就这样，姜先生不虚此行，带回了一批一流的画家，把十五本《岳飞传》包了下来。那几年，《水浒》和《岳传》交替出版，到60年代初，《岳飞传》全部出齐。它的累计印数，已超过了450万套。
姜先生边回忆，边从书柜中取出一套80年代重印的《岳传》。我打开封套，看到了一本本久违了的书名：《岳飞出世》、《枪挑小梁王》、《岳云》、《牛头山》……全套（15本）定价：3。50元。
连环画的背后
连环画的背后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创作者的劳动。
“小人书”创作，类似于拍电影，起自脚本的编写。姜先生向我出示了一张连环画出版社的文学脚本专用稿纸，上面96格，即每面的文字不能超过96个字，下面是一栏“绘图参考”，由编写者向绘画者提供参考意见或建议。
大量连环画是根据字书改编的，编写者不仅要熟读原著，而且要吃透和消化，转化为“小人书”版。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据姜先生说，当年蔡若虹改编《鸡毛信》，因为白天要坐在机关里处理杂事，每天的夜车都开到后半宿。他家的保姆煮好面条端上来，凉了，回锅热，再凉了，再热，如是反复多少遍。毫不夸张地说，蔡若虹是以一种废寝忘食的创作热情，改编了这本书。有些原创作品，需要文字作者和画家深入生活，作实地调研和考察。姜先生提到《穷棒子扭转乾坤》和《焦裕禄》这两本60年代出版的现实题材的优秀连环画，作为编写者，他曾多次到遵化和兰考采访、体验生活。姜先生还用上了画报记者时的老本行，拍过许多照片。《焦裕禄》从确定选题到完成创作，仅仅用了20天。而脚本的初稿，是姜先生和两位同事在一夜之间赶编出来的。
绘画是连环画创作的重头。多卷本连环画往往是多名画家集体创作，风格要融为一体，这对早已形成个人画路的画家们，说来也并不容易。《水浒》的人物造型，就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姜先生回忆说，当时先从不同视角画出四个宋江，一幅正面，一幅侧面，一幅全身，一幅特写。然后张贴出来，请编创人员和专家们观摩、讨论，画家再作修改。反复多次，最终确定统一的造型。刘继卣画《穷棒子扭转乾坤》时，也多次到 “穷棒子社”体验生活，画了大量的铅笔速写，又把铅笔稿拿到农村征求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和加工后才定稿。
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与合作精神，直接造就了画家们的艺术素养，让他们的绘画境界拾级而上。后来美术界的名家如刘继卣、王叔晖、程十发、任率英、墨浪、贺友直等等，用姜先生的话说，是“以画连环画起家的”。而《山乡巨变》、《十五贯》、《渡江侦察记》、《东郭先生》、《西厢记》、《我要读书》等等，也成了今天的收藏者眼中的精品。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一个即将消逝的概念
字书这个词，已经不常用了。它是就小人书而言的，也会随着小人书的消失而消失。但字书这样东西，还不会马上离开我们。
六七十年代，孩子长到三四年级，只要不是太笨，大多开始了接触字书的经历。当他们囫囵吞枣地看完《欧阳海之歌》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一定有一种类似拿到汽车驾照这样的掌握了一门技艺的快感。这个印象也一定终生不忘。倘报纸的读书版拿“我看的第一本小说”作怀旧征文，来稿也一定会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毒草”还在泛滥
“文革”爆发后，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大概仅《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个别作品例外），都被打成毒草，成为禁书。还不止是小说，像《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样的文艺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也跌入冷宫。报纸上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作家和翻译家挨斗的挨斗，坐牢的坐牢，自杀的自杀；无数家庭的无数藏书抄走的抄走，毁掉的毁掉，封存的封存；出版社看家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都被束之高阁；新华书店更是一派萧然的气氛……
茅盾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来抄家时的一个场面：
爸爸家中最多的是书，可是红卫兵倒不认真翻书，只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子的书架问爸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拿军刀的头头说：“ 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