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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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一个相似的比喻。　人的人格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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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好比是海岛，高出水面的部分代表意识，水下的部分代表个体无意识，而所有的海岛的共同基础——隐藏在深海之下的海床，便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不是坐在书房里玄想出来的，而是在他的私人诊所里，在对无数个病人的诊治中，在总结了诸多的临床实践之后，才得出来的——这一点，已经得到科学界的公认。　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依据的则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神话学。　荣格注意到：某些表现在古代神话、部落传说和原始艺术中的意象，反复地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文明民族的野蛮部落中。　比如，在许多的民族的远古神话中，都有力大无比的巨人和英雄，都有预卜未来的先知和智慧老人，都有半人半兽的怪物和给人带来灾难的美女……此外，在宗教和原始艺术中，还常常有以花朵、十字、车轮等图形所象征的意象，荣格把它们称之为“曼荼罗式样”

　　　　，并认为他们遍布世界各地。　荣格举例说，在罗得西亚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有一种抽象的图案：圆圈中一个双字。　这种图案叫“太阳轮”

　　　　，荣格接着指出：“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今天我们不仅在基督教的教堂内，而且在西藏的寺院里也能找到它。”

　　　　“太阳轮”

　　　　产生于车轮还不曾发明出来的年代，当然不可能起源于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是一种内心体验的象征。　据此，荣格推断，在这些共同的原始意象背后，一定有它们赖以产生的共同的心理土壤，正如所有的海岛都坐落在共同的海床之上。　这种原始意象是一种集体的梦，集体的幻觉和想象，它们超越个体，超越民族，它们反复出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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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类共同的普遍一致的深层无意识心理结构，正像个体的梦、幻觉和幻想揭示个体的无意识心理一样。在荣格的人格理论中，与集体无意识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原型。　原型类似于前面所说的原始意象，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　荣格认为，原型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是一切心理反应的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荣格指出：

　　　　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　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　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

　　　　这样一来，从根本上影响个体人格生成与发展的，就不仅仅是个体在其婴儿期和童年期所形成的爱洛斯本能和冲动，而是还有一种更为原始、更为广泛、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早已形成的无意识心理模式——原型。《打开柜门》一章，在谈到个体的人格冲突时，有“阴阳之界”一说，讲的是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互相渗透。　用荣格的人格心理学来解释，“阴阳互渗”则是一对相关的原型。这对原型叫阿妮玛和阿力姆斯（Ａｎｉ－ｍａ—Ａｎｉｍｕｓ）。

　　　　阿妮玛是男性中的阴性原型，而阿力姆斯则是女性中的阳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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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这一对原型的遗传，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　从生理因素的间接支配来讲，是受性染色体和性腺所决定；从心理遗传来讲，则是男女两性交往的种族经验的遗存。　后一点很好理解：在整个时代，和女性在一起生活，男性阴性化；和男性在一起生活，女性则阳性化。按这种原型理论，人不分肤色国别中外古今，只要呱呱落地，就无可逃遁地具有了或阿妮玛或阿力姆斯原型。　这种原型的存在，决定了任何个体都具备“异性化”的潜在可能。“可能”最终是否成为“现实”

　　　　，就看个体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后天环境。贾宝玉在大观园里整天与众金钗在一起厮混，释放自己的“阿妮玛”

　　　　，成了女性味十足的男子；而花木兰与男子一起驰骋疆场，得以尽情地舒展潜意识中的“阿力玛斯”

　　　　，扮成男性而终未被“识破”。

　　　　进一步说，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隔膜，相互吸引与相互排斥，相互补充与相互悖逆……从根本上说，都与“阿妮玛——阿力姆斯”这对原型有关。如果说，弗洛伊德已经把他的人格心理学思想，扩充到一个宽广的领域；那么荣格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　荣格与弗洛伊德一样，也是职业的精神病医生和职业的心理学家，但荣格的人格理论，广泛地涉及社会学、神学、宗教、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多种学科多种领域。　荣格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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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爱洛斯”５４２

　　　　２阿德勒：自卑与超越A阿尔弗莱德。　阿德勒（ＡｌｆｒｅｄＡｄｌｅｒ，１８７０—１９３７）

　　　　，和弗洛伊德既是“老乡”又是“校友”还是“同行”。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里的得力干将，却也是弗洛伊德集团中的最早的分裂者。导致阿德勒“另立山头”的，是他们两人在人格理论上的严重分歧。　同为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注重于致病的生物性因素，把一切病因都归结于性本能；阿德勒则始终没有忽略社会因素，越往后越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比如，他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兴趣”。从这一点出发，两人的观点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和生物性因素的作用，关注人的非理性一面；阿德勒却强调意识和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关注人的理性的一面。　弗洛伊德把方向指向过去，人格的生成与流变，由遗传性本能和早期经验所决定；阿德勒则把方向指向未来，人有部分决定自己人格发展的有能力和自由。　弗洛伊德把人分成不同的部分来认识，强调人格构成要素的个别性特征；而阿德勒则强调人格的统一性。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打开柜门》一章中所举的“Ｍ比Ｎ多一笔”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男子比女人多那么一点点，弗洛伊德将之称为“阳具钦羡”

　　　　，这实际上是关于性别差异的自卑感。　阿德勒从这一点上受到启发，但他又决不能同意把“自卑”的产生完全归之于性。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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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是由于性别差异，也不仅仅是由于生理缺陷。　这种带有普泛性的自卑感形成于人的童年时期。　儿童身体弱小，必须依赖成人才能生活，而且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成人的控制。　当儿童利用这种自卑来逃避他们的“义务”或“责任”时，他们便会有发展成神经病的倾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自卑感会继续存在下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卑情结”。

　　　　自卑感支配着人的心理生活，支配着人格的发展。　自卑感的存在，促使人格主体不断奋进，不断超越自身的缺陷与不足。　人格主体，只有在向上的超越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的人格高度，才会有轻松感、价值感和幸福感。　阿德勒所说的这种自卑感和这种由自卑感所导致的向上超越的努力，是正常的、内在的，是人格生成与流变的真正动力。　有了自卑感，人才有了补偿或超越的需求；而不断地补偿不断地超越，又会带来新的自卑，于是又向新和优越新的目标努力。　一方面感到自卑，一方面又有优越目标的引导，这一推一拉，一张一弛的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不断，便形成人格流变的能源与动力。　推而广之，它甚至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原因。　阿德勒认为，全部人类文化似乎都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之上。　正如物理学上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人类的踽踽前行，也要依赖于“自卑感”这种反作用力。就个体的人来说，导致心理自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理缺陷、身体羸弱、无知、无力、无能、被人轻视、羞辱、恐惧、不安全、不快、受攻击……自卑造成一种心理紧张，形成一种心理需求：要超越这种缺憾，要努力达到与之相对应或者相替换的优越。　古希腊的德莫斯赛因斯（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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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爱洛斯”７４２

　　　　原先患有口吃，经过数年苦练，竟成为著名演说家。　美国总统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其奋斗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对自卑的超越，也有弗洛伊德说的“替代性满足”。比如尼采，他身体羸弱，便弃剑就笔，写下权力哲学，以形而上的“权力意志”来替代形而下的现实权力。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卑与超越”的例子。　西汉司马迁无辜而受宫刑之辱，这种灭绝人性的侮辱，酿成司马迁内心深处的恶梦般的自卑。　他觉得他愧对祖先，也无颜见亲戚友人，一个残缺的身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痛。　司马迁多次想到自杀，但他想：他要是自杀而死，他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自卑感救了他；自卑感又导致强烈的自尊与自强。　也不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人必有一死，死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到来之前做些什么。　司马迁选择了“隐忍苟活”

　　　　，“发愤著书”

　　　　，选择了用智慧与精神的胜利，去超越肉体的残缺与生存的苦痛，去实现他的“多爱”与“建功”的理想，所谓“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对自卑的超越过程，也就是个体人格的成熟与升华的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解开了他的自卑情结，超越了他的自卑意识，将他的满腔悲愤，移情于史的写作，移情于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史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书，而是贯注了作者丰富而强烈的情感的传记文学。　司马迁将他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将他的自卑与超越，倾注在《史记》中的诸多人物传记之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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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的独特魅力，至今还活在读者的心中。随便举一个例子。《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写到贾谊的死，贾谊本来是才大志高之士，却遭小人妒忌陷害，只得迁至长沙，给文帝的小儿子梁怀王当家庭老师。　几年后，梁怀王不慎从马上坠下，摔死了。　这件事本来与贾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为自卑情结所缠绕的贾谊，深深陷入自责之中；觉得自己身为少傅，没有尽职尽责。　贾谊为这件事哭泣岁余，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司马迁对贾谊的心态和情感，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将贾谊的心灵苦痛，将贾谊的哭泣而死，写得非常感人。自卑情结，不仅帮助司马迁超越了死亡，升华了人格，而且帮助司马迁创造出伟大的《史记》，千古不朽，与日月同辉。

　　　　３弗洛姆：第三思潮A弗洛姆（ＥｒｉｃＦｒｏｍ，１９０—１９８０）

　　　　，与弗洛伊德一样，也是犹太人，他是二十世纪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而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本世纪心理学史上，继精神分析学说、行为主义之后的第三思潮。作为一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心理学研究生涯，却是从精神分析学说开始的，而他之所以对精神分析学说发生兴趣，又主要是源于他的童年经验——这一点，正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历影响人的一生”的理论观点。　弗洛姆的双亲都有些神经质，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母亲则是郁郁寡欢，不苟言笑。　弗洛姆后来在回忆往事时说，同那样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竟然没有发疯，这真要感谢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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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姆从小就有孤独感，随着这种孤独感的增强，他对人的行为与心理发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弗洛姆在十二岁那年目睹的一件事，决定了他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选择。　他有一位女邻居，年轻漂亮，是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这位姑娘也是弗洛姆家的好朋友。　可是有一天，当她的年迈的父亲死去之后，她自己也自杀了，而且她的唯一的遗愿竟是要同她的父亲葬在一起。这件事给弗洛姆太大的刺激，对这位女艺术家的选择，弗洛姆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后来，他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知道了什么叫“恋父（恋母）情结”之后，他才在自己的心头解开那个“父女迷恋”之谜。　从此，弗洛姆开始迷恋弗洛伊德，从中学到大学，他都是弗洛伊德的忠实的崇拜者，并专心至致地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