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0134-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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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咀嚼不尽的
妈妈的微小的人生
我感到一种震动。日本人，被有些中国青年想象成终日挥金如土的日本人，也有这样的感情呵……
晚上，德地妈妈一面给我斟着“卡尔皮斯”，一面问我的母亲。我很想把母亲的一切，把她怎样抚育我们三个孩子成人，怎样成为三八红旗手，和她艰辛寂寞的晚年都讲出来。可是我的日语很不好，只说到母亲有病。我费劲地说：“那都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这时德地妈妈打断了我，急急地说：“我懂！我全懂！……”她眼睛里闪过一道泪光。这时，电唱机里，佐田正在唱着《无缘坂》：
不知什么时候
妈妈变得比我小了
她那白白的手
怎么变得那么小呢……
我发现德地妈妈也在倾听着。她的脸上已经布满皱纹。和我的妈妈，和蒙古额吉、哈萨克切夏一样，她也已经衰老了。有谁知道，这位老年的日本妇女也是一位中国革命的忠诚的参加者呢。她在北京住过15年。也许就因为这一点他们今天的生活并不很富裕。
每天傍晚，“啪！啪！”传来她拍掌的声音。这是叫我去吃饭洗澡。我外出和日本学者们交流回来，总是把我的见闻讲给她和她丈夫听。她听得那样入神，但又催我回屋去用功。每当她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回去的时候，她总用那样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我真是个未来的学者，怕她会耽误了我的学业。我站起来，又舍不得离开她。在门口那株斜斜伸向月空的松树旁，夜的清辉正淡淡地洒在她的身上。我望着她蹒跚的影子消失在原木色的拉门的后面。清凉的暗夜里仿佛飘着那熟悉的歌声：
悲伤呵，还有痛苦
你一定也曾有过吧
但那刻着一切的岁月
却已经飘流着，逝去了
在仙台，当我搀着她从鲁迅故居门口，穿过参差的红红的枫林，走上高高的河岸时，她忽然对我说：“战争时，飞机把这里全炸平了。人们都是跑到这河谷里躲避的。我呢，我是扯出两条被子才跑到这河谷的。所以，家被炸毁了，可是一家人还有我的被子……”
我注视着她手指的方向，在陡峭的斜坡下面，那清清的河水正在闪光。我仿佛看见她，年轻时代的她，正挟着棉被从那仙台的红叶中，不，是从凝固汽油弹的火焰中朝深深的河谷奔去。她又说道：可是，那几年我干活的地方离家很近，走着去，一会儿就能到。那几年，我还是幸福的……
我不禁轻轻喊了一声：“奥卡桑─”
这是日语的“妈妈”。不过，我的确已经喊不出像撞开蒙古包门时的那种声音了。我心里很难受，只能无言地扶着她的手臂，在那些火焰般的枫林中走着。
在仙台的那个晚上，我们住在她的娘家。我盖的是一条绣着淡紫色竹叶的被子。奥卡桑告诉我：这淡紫色竹叶的被面是她当姑娘时的一件和服改的。后来，我又在东京她的家里看到一张旧照片。在那儿，她正穿着一件绣竹叶的和服在静静地望着我。
我相信，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不仅总能在天涯海角得到温暖的母爱，而且我还总能看到母亲们那种让人咀嚼不尽的、微小而动人的人生。
妈妈还年轻的时候
常常牵着我的手
每当登上这长坂时
她总是要叹一口气
……
忍啊，这难忍的无缘长坂
我那咀嚼不尽的
妈妈的微小的人生
当我坐在东洋文库或是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室里时，有时会忍不住凝望着窗外那玻璃钢大厦之间的拔地而起、伸向晴空的高架公路。我觉得它就是那条漫长的、名叫无缘坂的长坡。我的妈妈、额吉、切夏、奥卡桑，都在那长城上缓缓地前行，并耗尽了她们微小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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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5552
Title ：我在绿色园子里耕种
Author ：谢甫琴科
Issue ： 总第 169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蓝曼
我在绿色园子里耕种，
住的是简陋的草棚。
在一小块贫瘠的田里，
我走来走去，长年劳动。
我独自一人，本来
睡得十分香甜又安静。
我梦见过可爱的孩子，
也梦见过快乐的母亲，
那已是久被忘却了的
青年时代甜蜜的梦。
而你呵，无忧无虑地
悄悄闯进我的梦中，
我那神圣的天堂
被你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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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5553
Title ：政治家的吻
Author ：
Issue ： 总第 169期
Provenance ：今晚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当德国总理科尔在机场迎接来访的俄国总统叶利钦时，科尔对叶利钦突然有力的拥抱和非常热烈的亲吻显然感到有些不自在。殊不知“俄式亲吻”的特点便是猛烈加突然，看来科尔对此尚未适应。
当叶利钦出访英国时，曾在机场上主动亲吻了一下英国首相梅杰的夫人。这对俄国人来说极为平常，但不少英国人却把这一吻看作“英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原因很简单：英国男人时下极少去吻一个陌生女人。
以色列人特别禁忌男人之间的亲热行为。当在电视上目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人亲热地挽着以色列外长佩雷斯的手并与之拥抱、亲吻时，以色列人不禁大皱眉头。而在阿以和解时，白宫前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面对阿拉法特热情的亲吻，显然感到不知所措。
甚至互为近邻的英国、法国人，也对对方的亲吻方式颇有微词。据说法国人特别不欣赏英国人“假惺惺地贴近对方脸颊”并发出“波”的一声，将其斥之为“最虚伪的亲吻”。而英国人对法国人动辄行“唇吻”也表示不满，并由此嘲讽法国人“行为不检点”。
在许多欧美人看来，政治家的亲吻是“虚假”的代名词。据德国最近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占9成的德国人把1989年时前东德首脑昂纳克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亲吻评为“世界上最无意义之吻”。而在美国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占8。5成的美国人把政治家亲吻儿童看成“为捞取更多选票”而“故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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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5554
Title ：我柔弱心灵上的烙印
Author ：白桦
Issue ： 总第 169期
Provenance ：海上文坛
Date ：1995。3
Nation ：
Translator ：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我同时代出生的所有人一样，出生、成长于战乱，尔后正如一切落叶乔木那样，都不能绕过秋冬而永远留在春夏。大好青春的黄金段都浪掷在秋天的忧愁、疼痛、困惑和冬日的颤粟、惶恐、昏聩之中了。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也像落叶乔木一样，默默地在自己的心灵里留下了年轮。唉！最柔弱、最敏感的是人的一颗心呀！最坚强、最博大的不也是人的一颗心么？在人的躯体上，最容易出血、最容易被扭曲，最容易破碎的部分就是那颗心。如果我生下来与狼为伍，我会成为狼孩，我的心会成为狼心。但我幸而为人，并与人为伍；所以我才能成就为人，我的心才能成为人心。
1939年夏天，日本战领军宪兵，从我手里把我的父亲夺走。我痛哭至死，而后复生，但我并未立即成长为大人。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几个日本兵用绳子牵着一个年轻的抗日志士，押往城外的刑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也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卷入他们的行列。刚刚走了几步，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几乎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西邻卖豆腐的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他们才活埋几天？……你！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我的心在一阵颤粟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在街坊邻居们面前都不敢抬头。王大娘在我稚嫩的心里烙下了三个字：要知耻！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从那时起，我知耻了！而我却没有原谅我只是个刚刚9岁的顽童。从此我成了一个大人！——但这件事对自己的亲娘我都羞于出口。
1942年，告别铁蹄下的故乡，到异乡去谋生，求学。在我离家前，娘要给我洗洗脚。她对我说：“儿呀！以后你的脚就要自己洗，路就要自己走了！”我只能忍泪应一声：“嗯……”我的心揪成了一团。忍着忍着，泪水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也哭了，她的泪水也啪啪地落在脚盆里。娘在我的心里烙下了5个字：路要自己走。一个未涉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面对复杂的歧路，自己走，首先就要自己去选择！？这太可怕了！可我知道，必须自己去选择。今天，回顾我走过的路：如果没有这5个字的烙印，我还会不会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还有没有一颗人心呢？很难设想。
1949年冬天，在淮海战场的战壕里，和我同在一个连队当兵的小丘，他的真实年龄只有我知道，才14岁。他在参军的时便硬是说自己已经16岁了，赌咒发誓说他属羊，“有犄角的羊”。他跟着队伍走了差不多1个月，才算批准他的参军要求。如愿以偿的他，只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发给他的军装是一套敌军的将军服，而不是我军当时的土布棉袄。连长、指导员一遍遍地向他解释：“我们的后勤补给在黄河以后，现在没法给你发一套你要的正式军装。团里、旅里、纵队里都问过了，全没有。这不是很好吗？高级毛呢料子的！”他总是跟我嘀嘀咕咕。他几乎向所有的战友都提出过换军装的要求，一律遭到坚决的拒绝。在总攻敌军兵团指挥部那天傍晚，我很不走运，被留在战壕里照顾重伤员。在出击前的3分钟，我思考再三，脱下我的棉军装，递给了小丘。他喜出望外，却又不好意思接受。我光着身子对他说：“你想冻死我？！”他才脱下将军服，光着身子抱住我呜咽着说：“这一仗，俺就是死……”我立即捂他的嘴，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不吉利的字已经吐出来。我明白他想要说的是：我绝不会辱没这件棉军装。我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全连都回来了，小丘却没有回来……非常意外的是，连长把我那件棉袄带了回来。连长告诉我：“这是他在咽气之前自己脱下来的，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只穿着他参军前那件白土布褂子。我们给他裹了一床棉被……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我给你把棉袄带了回来。”后来，这件棉袄我一直穿到春暖花开时节才脱下来，那已是渡江战役的前夕了。当小丘和我的光身子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体温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价值的首要标准绝不是物质。所以我才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克服物欲、贪婪和虚劳，而安贫乐道。
如果说，我在劫难之中也有快乐，也许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在强迫劳动中我自觉自愿学会了许多技能，从而帮助了许多善良的普通人，这也是很快乐的。我渐渐学会了把放逐我的地狱变成我心灵里的天堂。多年来，极低的生活费，极强的体力劳动，至今人们都得承认，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如此精神抖擞的人。特别是我的一颗心还有灵敏而顽强地跳动着。作为一个作家，我还需要什么呢！这就足够了。
1970年大年夜，当著名双簧管演奏家张问仁在黑暗中，把刚刚装完蒸汽水管的我拉进他的家里的时候，我被人和火炉的温暖拥抱得一阵眩晕。张先生和我并不相识，可以说对于他，我是个路人。他把一碗饺子和一双筷子塞进我的手中，我迷惘地用泪眼看着他，无法下咽。他把他的双簧管一节一节地接起来，为我演奏起舒伯特的小夜曲来。我很害怕，因为那时演奏外国古曲名曲会招来大祸。他安慰我说：“不怕！我已经彻底解放了！他们不会来管我……我得了癌症。”他好像是个胜利者一样，爽朗地笑出声来。第一个饺子好烫！一直烫到我的心里。不久，张问仁先生溘然长逝！听说他经历了那样多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后却笑容满面，他真的是彻底解放了。他在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希望：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期，名副其实的人并未绝迹，人性并未泯灭。同时，他那坦荡荡安详赴死的生存态度，给了我极强烈的震撼，一个大无畏者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1986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就要找玛丽雅·斯米尔诺娃，她是我从未谋面的一位俄罗斯妈妈，50年代有过一些书信来往，后来就中断了联系。这位蜚声全球的电影剧作家、电影《乡村女教师》的作者还活着吗？找到她的时候，她是个多次病危、年逾90的老人了。她住在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