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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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反共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woftheUniversityLibraryandCuratoroftheGestOrientalLibrarywithRankofFullProfessor。（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页）
据此，译为馆长或管理员均可，相当于正教授职务。
⑤《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册。（三版注）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⑦胡适1949年5月22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5页。
⑧《在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讲词》，收入《胡适言论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编。
⑨见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⑩胡适1949年8月1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9～30页。
胡思杜的文章披露于1950年9月16日《文汇报》，9月22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得知后曾答记者的访问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册，第2152页。
）
胡思杜后来分配至唐山工业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页。）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4）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在国大联谊会欢迎会上讲词》、《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均载《胡适言论集》乙编），及《东亚的命运》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8卷第1期）。（三版注）
本文台北《中央日报》译文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连载于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轴译、毛子水校的译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三版注）胡适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演词，曾刊载于台湾各报。此处是根据台北《畅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载罗敦伟作《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记抄出。
同注。
竹枝词系陆少青作，共五首，载罗敦伟《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处所引为第二首。参看注。
本文原题“IntroductiontoJ。LeightonStuart’sFiftyYearsinChina”
，NewYork；RandomHouse；1954。由李宜培、潘焕昆合译为中文；后收入《胡适选集》“序言”册。
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题为“RepercussionsofHungavianUprisingonMainlandChinese”，载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说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1）
胡适逃离大陆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势不可挡，他无可奈何，满腔怨愤。在上海登上海轮，便想起与雷震等一些朋友筹创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觉得，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①因此，他给将要创办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他于是拧亮台灯，抽出钢笔，在船上写下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刊词。文字不算长，全录于下：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按，指蒋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②
这就是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定下的调子：反共、鼓吹民主自由。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这个政论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创刊了。刊物封面上印着“发行人胡适”赫赫五个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创刊号上，作为这个刊物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这四条“宗旨”，作为他们坚持反共与民主自由的旗帜。
《自由中国》创刊的时候，胡适远在美国，“发行人”其实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儆寰）。那时，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适的名字在混乱的逃台人员心目中，仍不失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有他挂名的杂志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国》办得倒也顺利。但胡适向来信奉孔夫子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既然挂了名，怎能不实际干呢？他从纽约邮寄了几篇文章给编辑委员会，都是反共宣传文字。③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虽然也持反共立场，却对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亦有所非议，于是遇到麻烦，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压力与劝说下，被迫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也向台湾政府表示抗议。信中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④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胡适致雷震这封信在《自由中国》刚刊出，刊物又遭禁忌。9月1日台湾当局议决：1。全部收购（该刊）；2。令港停止出版；3。令停寄美国西部。至4日才又开放。⑤
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讲学。那天上午，到台北松山机场来欢迎胡氏的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数百人，《自由中国》杂志社的雷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也到机场欢迎，场面颇为热烈。因为胡适从美国来，台湾局势虽然渐趋稳定，但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都特别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及台湾的前途，都想听听“美国通”胡博士的意见。所以各方人士对胡适的台湾之行都寄予极大希望，都想请他演讲，或请座谈，或拜会。除了在学校讲学之外，公开演讲也不少，几乎没有间断的讲演，有时一天连讲几场。素来声音爽亮的胡适，嗓子也沙哑了，不得不去请教喉科大夫。他的这些讲演，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概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鼓吹反共反俄；（二）鼓吹民主自由；（三）提倡治学方法。胡适在台湾一个半月讲演讲学的纪录，后来由自由中国社汇编为《胡适言论集》，交台北的华国出版社印行，⑥版税收入便全部捐赠给了《自由中国》杂志社。
胡适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的纪念。又是讲演，又是题辞，又是合影、座谈。胡适乘机再次请求辞去“发行人”名义，因为他远在美国，不能负起言论的责任。编委会这时才接受胡适的意见，从第8卷3期起改由编委会任发行人，后来又改为雷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2）
1953年1月，胡适晋谒了逃踞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国。这次台湾之行以后，他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支持更积极了。不仅自己不断航寄文稿，还鼓动当年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自由中国》从此又颇为兴旺活跃，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都颇有影响。
但三四年之后，《自由中国》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