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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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学者风度；独于论鲁迅，却脱不了30年代的恶腔调，⑦岂不有负于胡适之先生的教诲！
①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25～331页。
②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于1936年11月12日。给胡适的一份信稿上，苏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须改动，盖初稿也。”（见上书第331至335页。）修改稿载《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苏的自跋，云：“此书乃去冬11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2）
③鲁迅晚年对胡适的批评，有正确并含规劝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对的。如1931年10月，胡适奉召谒蒋，鲁迅曾作《知难行难》一文，把胡适见蒋介石与见废帝溥仪联系起来，谓一个“称皇上”，一个“称主席”，于幽默风趣中含有警醒规劝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斥骂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则完全是断章取义，错误的攻击。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鲁迅的笔名发表，虽经鲁迅看过，却明显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极左路线的产物，自然也可见鲁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响。（三版注）④胡适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⑤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发表《闲话》说：“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见《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页。
后来，陈源又在《致志摩》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写了《不是信》给予驳斥。见《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页。
⑥同注④。
⑦苏雪林致蔡元培信，于1937年2月发表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字有较多改动，而谩骂的态度和词句不仅不改，犹有过之。逃亡台湾岛后，又出版了一本《鲁迅论》，继续她的反鲁事业。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1）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2）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1）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China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