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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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尚不行时，所以“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因此颐指气使，对胡适很不客气。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得了。③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心里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
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④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这便是在中国谈人权，谈言论自由的结果！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也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曾被拘捕，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们谈人权的事，余恨未消的缘故。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君和《新月》的事奔走。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并写信表明心迹，说：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⑤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人权”余波（2）
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他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但胡适既送杂志，又表心迹，希望“互相认识”，还是有作用的。
这年10月，胡适又要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蒋介石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可见在蒋氏那一面，对胡适是有了相当的认识，也相当的器重了。这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后来“简任”没有，不得其详。至少大约开始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罢。当时，有位“敬”先生给胡适写信说：
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可以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爱公或无如弟者，唯形迹稍疏耳。在君（按，即丁文江）请其一个月之犹豫亦可打消，不如再来为要。⑥
据此可知，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而此后，蒋介石肯定要借重胡适、丁文江，以其“独立发言”之地位，来为党国效力了。这年11月11日，蒋介石便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真（十一日）”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胡适自己也觉得财政委员会的发表，“可谓‘神速’”，只是因为“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⑦
①见1930年11月15日《申报》；并参看1930年11至12月间杨亮工、高一涵、蔡元培、傅东华等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33、36～37页。
②转引自胡适1930年11月25日致胡汉民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2～33页。
③1930年12月9日胡汉民随从秘书处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4页。
④胡政之1930年12月25日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6～37页。
⑤胡适1931年1月18日致陈布雷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0页。
⑥“敬”1931年11月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5页。写信人署名“敬”。耿云志先生据中国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1930年9月17日陈叔通寄所作《季常死状》一文给胡适，该文署陈叔通，而信末署“敬”；又将档案中信件笔迹对勘，考定此信系陈叔通所写。（见耿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陈叔通，名敬第，后以字行。长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册，1931年11月11日。（三版注）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1）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便标榜所谓“独立精神”，说：
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①
后来，胡适还多次反复强调、宣扬这个“独立精神”，并指责别人不独立。他说：
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②
他们强调事实和真理，强调“独立精神”，显然是不错的。他们社办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③那么，《独立评论》是怎样讲事实，讲真理，怎样贯彻“独立精神”的呢？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
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啊！
那么，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这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怎样看待当时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呢？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政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中间也有真诚地向往“独立”的，有的则是不能不装一点“独立”的门面。例如胡适与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说点“公平”话，不承认共产党是“匪”。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
……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④
这说的确乎是事实。他们甚至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
，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这也确乎有一点“公平”。然而，他们又说“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这自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想，“剿共”还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到处查访共军的情形，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老同学打听“剿共”的消息，偶尔也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向来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⑤这些情形反映得比较客观，也确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⑥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⑦这些也都显出一点“独立”的色彩。
但是，这种“独立”的招牌挂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渐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一类的词语。⑧1932年9月，丁文江发表一篇政论，题目就叫“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文章说：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与异党合作（按，指追随国民党的一些小党），以谋根本的建设三件事体。以原则而论，国内的多数人大概可以赞成。……“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⑨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辩解与阐释的，隐含的是反共精神，却看不到什么“独立”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得逞。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时的《独立评论》便连篇累牍刊载拥护“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等等。⑩以后一篇文章为例，“匪”字满纸，且说共军所驻的地方“都有白骨丛冢”，县苏维埃所在地“杀人特别集中，万人坑有70之多”，保卫局“附近的万人坑很多”，把红军和共产党描绘成了杀人的魔王。而胡适竟在《编辑后记》中，特别赞扬这篇反共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又赞扬这位反共作者具有什么“史家的精神”。从此，拥蒋反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