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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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
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专制的不好的共产党，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2）
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
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①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除胡适外，另两个是丁文江（字在君）
、王景春（字兆熙）。
② 《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页。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张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被删去。
③ 参看《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页。
④ 参看钱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06～407、411～412、416～420页。
⑤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原为日本《改造》月刊“中国特号”而作，中文稿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亚东3版卷一，第16～18页。
⑥ 同注②，卷一，第85页。
⑦ 同注②，卷一，第85～86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1）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
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
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⑤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2）
总计在巴黎和伦敦，仅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确是很丰厚的。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①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② 《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
③ 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
④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
⑤ 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⑥ 《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
⑦ 《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
⑧ 《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
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便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1）
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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