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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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经洋师傅庄士敦的介绍，他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也知道了白话文运动，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但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们却十分保守，每用“祖宗旧制”来限制小皇帝的越轨行为，企图维持小朝廷的安宁。皇宫原先没有电话。
有一次，溥仪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溥仪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
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挂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为了进宫，胡适先去访问了庄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记里记载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的情形。
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③
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森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颇详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们）谈了20分钟，就出来了。④
这件事，后来在宫内宫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点风波。据溥仪回忆，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⑤而京中各报也都当作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
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文中交代了与日记所载相同的会见情形之后，便指责别人，说：
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⑥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2）
胡适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溥仪，觉得这是“很有人味儿”，一般来说似乎很合情理。他还为此写了一首小诗，题为《有感》：
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但溥仪却不是一般可怜的寂寞少年，他是一个梦想“恢复祖业”的皇帝。在中华民国的紫禁城里还实实在在有帝王，而且在张勋的拥戴下，曾经复辟了12天，这是铁的事实。那么，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怎么能刷洗干净呢？而一个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个曾经闹过复辟的末代皇帝，还称其为“皇上”，难道倒是脑筋里的帝王思想刷洗干净了吗？
此后，胡适仍固执己见，不听人们的劝告和批评。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摄政内阁。11月5日，民国政府派鹿钟麟等去清宫，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并把溥仪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限当天全部搬出。
这样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辛亥革命时早该彻底结束的帝制，无疑是符合时代潮流，符合民情的革命事业。胡适本也反对帝制，但又同情被废的小皇帝。当天下午，他便致书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信中说：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⑦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⑧
胡适的这封抗议信，当时曾摘登京中各报。溥仪及王公大臣们看了自然高兴。接着，胡适又亲自去溥仪暂居的北府慰问，又当着溥仪一班人，把国民军责备了一通；他又关心溥仪的前程，鼓励溥仪出洋留学。⑨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辩护士了。而稍具良知与民主精神的人，都对胡适的言行不满，纷纷函电批评反驳胡适；连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适的见解。李书华、李宗侗二人在报上看到胡适的言论后，甚至“觉得非常骇异”。他们认为，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当然不足为怪；胡适是一个标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发表这种论调，就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们也写信批评胡适，很率直的驳斥他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指出：
寻常所谓“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⑩
二位李先生据理而论，胡适却听不进去。他们并不了解胡适的为人，他固守着“人道主义”一隅之见，便不顾舆论和实情，竟还责备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谩骂、诬蔑，“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胡适实在颇为固执的呀。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胡适觉得形势严重，才认识到他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宫的错误，沉痛地表示忏悔。
① 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页。
② “清室优待条件”，除上述“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外，另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③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359页。
④ 《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64～365页。
⑤ 同注①，第141页。
⑥ 《宣统与胡适》载《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
⑦ 胡适这话极为荒唐。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系改朝换代后，新政权对于旧政权人员，国家对于一部分国民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周鲠生先生曾以法学专家的身份，撰文驳斥胡适一类人的这种荒唐言论，见《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
⑧ 胡适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⑨ 参看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3、179～180页。台湾学者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民国百人传》第1册），有1924年5月胡适又进紫禁城见溥仪的事，似无实据；胡适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有“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的话，可证无二进紫禁城的事。而这次胡适进北府见溥仪，则系实事。溥仪视北府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进宫”题目。
⑩ 周作人及李书华、李宗侗批评胡适，及胡适辩护的往来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2、275～277页。
胡适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8页。
参看罗尔纲的《关于胡适的点滴》，见《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页。（三版注）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1）
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
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
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