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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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9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3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四四　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1914年2月4日），上海亚东版，第196～198页。其中“公民议会”，原文为monCouncil，译“市议会”较切。　　　　
　　　　⑤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32页。　　　　
　　　　⑥　参看胡适《我的信仰》及《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0月30日及31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11～116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1）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　　　　
　　　　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而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④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⑤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⑥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2）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　　　　
　　　　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①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　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　《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　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　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　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　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and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　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　《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　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1）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①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抖了起来，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有的对胡适影响很大。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有的颇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②　　　　
　　　　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的影响。而厄德诺也成了对胡适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一个人。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丁龙讲座”，是美洲大陆用特别基金设立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其来由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华工，名字叫丁龙，在美国卡本迪（HoraceW。Carpent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赠送巨资（据说是两万美元）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　　　　
　　　　，以纪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华工。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提议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中西兼学，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③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Dewey）。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