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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

张作霖传-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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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①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这是在1925年10月间的事。

  韩复榘于11月5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19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林结成了并不紧密的反奉三角同盟。

  有了郭冯李的三角同盟,郭松龄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起事。

  这里随带插叙一笔。据参与其间的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对郭松龄反奉是有所察觉的,甚至是完全知道的。在天津,郭松龄曾向张学良建议:“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还毫不隐讳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何柱国回忆:“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亲自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

  11月20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疑心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是别有用心,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和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同郭松龄谈了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郭军第二旅旅长刘伟知道。他说:“郭鬼子说我们打胜仗,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打了,还是回去好好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行呢?”但对郭松龄的这个异常表示,张学良没有给予特殊和坚决的驳斥,只是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张学良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经出现混乱。张学良叫专车直奔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看到一列一列的军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在军舰上也已收到。军舰的火炮可以击毁郭松龄的军车,但张学良不让开炮,说:“都是我的部下。”这是后话。

  郭松龄是于10月24日从日本被张作霖用急电召回奉天的。张作霖命郭松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郭松龄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副军团长为杨宇霆的士官同学于珍,下辖八、九、十三个军。于珍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的编组工作,统由郭松龄负责,因而他得以控握第三方面军大权,为他举兵反奉提供了先决条件。

  11月22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

  11月23日,郭松龄召集第三军团上校以上的官佐紧急开会。地点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松龄即席心情沉痛地反对内战:“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

  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老将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胜于阋墙的战争吗?”

  随后,他提出了反奉的具体作法:“现在拟好了两个方案,写在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斗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严肃。各师旅长都感到非常突然,沉默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六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七师师长高维岳四位师长开始反对,后来勉强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了名。

  签名后,郭松龄一语道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立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说明他们对这次反奉行动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

  后来,郭松龄对四位师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暂时回到天津休息,实际交给李景林软禁看管。同时,郭松龄将与他关系不深的师、旅、团长扣留起来。

  他们退席后,就将所部7万人重新组建5个军,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

  甲总司令部

  总司令郭松龄

  参谋长邹作华

  秘书处长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王静轩

  副官处长郜汝廉

  军需处长鲁穆庭

  外交处长王正廷(未到任)

  兵站处长张振鹭

  航空司令彭振国

  乙部队

  前敌总指挥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刘伟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霁云

  第五军军长魏益三

  这时所下达的命令,郭松龄还是和张学良共同署名。这样做,既为了表示拥戴张学良的明朗态度,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情绪。11月30日,郭松龄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辖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就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郭松龄反奉此举,如晴天霹雳,国内外都目瞪口呆。


郭发通电

  现在回过头来再详细谈一谈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2日夜发表的三个通电,以及12月14日的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①,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24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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