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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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乐观的人。只要杨帆爱着我，这个孩子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萧金贵常常派他老婆过来给“吴小妹”支招，每天见到我，他都会以一种喜气洋洋的口吻赞道：“恭喜呀，恭喜！就快当爸爸了，可喜可贺呀！”我只有不断赔着笑说“谢谢”，起初心头酸涩得很，但到后来也就真心实意地接受了这些恭贺。
七月的炎夏，洗澡是个难题。
我们的房子只有一个单间，自然没有厕所厨房浴室。厨房可以用简易的锅碗瓢盆取代，不远处也有一个公用厕所，而洗澡就只有进小店开设的浴室了。但洗一个最便宜的澡都要两块钱，差不多够我们买两斤大米，五个馒头了。特别是在夏天，能够每天冲凉成了我们这群打工者最奢侈的事。常常为了节约钱，大伙儿不得不在大热天仍然保持着一星期只洗一次澡的习惯。到了晚上，我们只能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用毛巾蘸水来一一擦拭。这是件极为难堪的事情，却又无可奈何。
我和杨帆再没有过任何过激的行为，甚至在她换衣服、擦澡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候在外边。我们之间唯一保留的亲密接触就是牵手了，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暧昧方式。渐渐的，我们间的笑容也开始得以复苏。虽然腰又胖了一小圈，但杨帆仍然“强迫”我每天观赏她半小时的“孕妇舞”。没有大风的夜晚，我们依然会沿着高速公路踱到梅村公园，一边坐在秋千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歌谣。杨帆的腰粗了，舞步笨了，但嗓子还好。我们虽已不再知晓最新流行的音乐，但那些经典的歌谣，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祥和的幸福与凉爽。
每天晚上，我们依然要背靠着背看一两小时的书，灵感来的时候，杨帆仍然会抽出《女生日记》疯狂地龙飞凤舞。写字的时候，她当然还得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以防我来偷看。每个星期依旧有廉价至极的鸡鸭和白鲢鲫鱼，为了小宝宝的健康出生，晚上的鬼故事也调成了育儿早知道节目。那位显然是胖女人的女主播，语调平缓地告诉我们生儿育女中的禁忌，杨帆呢，则握着笔严肃地对着收音机，准备随时记下一些要诀。
我也已经不再讨厌那个腹中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我的兄弟，他的母亲是我最爱的女人，而我又不讨厌可爱的孩子，我应该爱怜他才对。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的母亲误杀了他的父亲，活得也胆战心惊，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他更可怜的孩子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成为这孩子名副其实的爸爸，而且越到后来越像那么一回事儿。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像一个父亲般抚摸着杨帆的微微凸起的腹部，俯耳倾听小家伙在肚中的举动。后来萧金贵送了一本起名字的书给我，我和杨帆每晚都要为此好生辩论一番。每一天，我像一个将为人父的青年那样忙碌着，觉得特充实。如果记忆能够更改，那么我已经在一段生痛难过的背后，将这孩子就是我亲生儿子的虚构，植入了我的大脑。只有在很少的日子里，当与杨帆背对背看书的时候，我心中突然就会涌起一种生活的悲怆感。
肖晓萍也常来找“吴姐”玩。她们的文化水平虽不一样，但女人在一起，就总有许多唠嗑不完的东西，慢慢的也成了好朋友。甚至有一天，肖晓萍竟不无羡慕地赞叹道：“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啊！”杨帆说：“是女人都能生的啊！”肖晓萍的脸色突然就有些变了。
刘义也莫名其妙地眼馋了，他对我说：“小峰你真行，这么早就弄出了一个儿子。”我辛酸地笑笑，觉得他的话就像是嘲讽我一般。不料刘义竟然对我信誓旦旦地预言道：“我也要尽快弄个儿子！”我苦笑不已，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那么急着抱儿子？我曾经对自己的前途设想为：“二十八九岁结婚，三十岁再营造下一代。”现在的我们一事无成，又有“前科”在身，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要孩子呢？
没想到刘义真的较了真。有一次我陪他打牌时，肖晓萍过来找他，刘义竟大咧咧地说道：“走，我们回去整个儿子出来！”肖晓萍脸红了又红，却跟他回去了。大伙都期待着刘义的佳信，但是，刘义与肖晓萍“做”了很多次，还没有一个消息来。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块钱，还了刘义四百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四百块钱没有乱用，全都交给了杨帆保管。因为谁都知道，现在生个儿子，那费用是令人咋舌不已的。
七月九日晚上，我帮萧医生搬了一车中药，得到五十块钱的报酬。面对这份额外之财，杨帆建议该换个号码了，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有用过手机。我给陈菁发短信了解情况，得知：“悬赏金额已经涨到十二万；赵大爷腿病犯了，被赵二叔接了回去……”给父母通了个电话，一切依旧，提到赵大爷，母亲不停地说可怜；给大哥发了短信，得知他工资涨了一小点儿，小到根本改变不了他现在的困境，还得知大嫂肚里的孩子得再次付之东流；然后给大学室友发了几个短信，只有项北回了——他不无感叹地告诉我：“那拨鸟人一毕业就不知道掉进哪个茅厕，换了号码谁也找不到！”最后，才轮到夏雨，她说下个星期就到杭州来。
七月十日阳光灿烂，中午下班回家时，杨帆正坐在床头看报纸。报纸是萧金贵老婆带过来的，整整两大摞，包括浙江的各类报纸。我也没太在意，顺手拿起几张来看。却不料杨帆拿着一张报纸双手发抖，眼里都快噙出了泪花。我还以为是什么报道又老调重弹将她的“事迹”歪曲了呢，刚想凑过去安慰安慰她，不料，她那双激动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一丝鄙视我的骄傲——杨帆不无得意地宣布道：“发表了！”
号外，号外，惊天大消息，杨帆的文章发表在了《钱江晚报》的副刊上！那是一篇上千字的生活小品文，和《读者》上的没什么区别，署名“扬帆”。啧啧，为此杨帆没少鄙视我，她趾高气扬地向我宣称：“我现在可是作家了！”或“我也能挣钱了！”乐得她炒菜时手一抖，乖乖，咸得我一塌糊涂啊。
杨帆成“作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打那以后我也给自己削了支铅笔，与杨帆比赛写文章。每个星期杨帆都会麻烦萧大嫂帮忙投一次稿，地址当然是萧金贵家的。有些时候，我们指着对方的文章嗤之以鼻，对自己的作品大放赞歌，个个自恋，倒也滑稽有趣得很。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一文不名，还时时四处漂泊连地址都没有的逃犯，想做自由撰稿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见夏雨那天我骗杨帆说大学室友胡舟到杭州来了，我得去瞧瞧。有萧金贵在，工厂请两天假不是问题。肖晓萍的纺织厂濒临倒闭也闲了工，可以请她来照顾杨帆。实际上，也就是让她们玩两天而已。
去杭州以前，杨帆交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在那里给杨帆舅舅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是件危险至极的事情，但我却答应了。临行之前，我不得不向已经两清的刘义借了五百块钱，然后查询了一下，得知从梅城坐汽车到杭州要三十五块，最便宜的火车是十五块，我权衡再三还是选了后者。故而，慢车到达杭州已经中午一点。
站台上的夏雨，已经露出更胜于杨帆的风情：淡紫色的公关套装，睫毛晶莹、马尾酒红、略施粉黛，最显高贵气质的恐怕还是脖颈上那一串项链——纯金制造，可惜不是我送的。我送给夏雨类似的礼物，恐怕只是一串朝天门的廉价贝壳。这样下来我就有些自惭形秽了，但夏雨没有，刚见面她就给了我一个拥抱，清香而柔软的拥抱。
然后，我们乘旅游车逛西湖。西湖很美，美不胜收。旁边的游客们不断地咏物叹志、欷殻Ц锌矣胂挠暝虬踩惶窬驳刈拧拖裎颐橇蛋惫饫锏某顺党鲇巍Ｄ鞘俏易罡焕寺榛车拇杭荆扛鲋苣颐侨我饣怀斯怀担谀藓缟了傅亩际欣锫薇呒实匦凶摺Ｆ荡┧蠊切┬稳绮屎绲墓庠危幌蛞黄忠黄墓夤致嚼搿厍斓慕缫巳耍乙槐甙朊凶叛鄹惺艿乒獾纳剩槐咝嶙畔挠晡氯崛缢⑵⑷衾嫉奈兜溃惺苋耸啦咨＠锏乃蚶酌⒎缏佑昶⒐獠砣啤！�
也许真的有许多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不知源于何时，我开始对夏雨拥有一种为时已迟的眷恋。说实话，那段时间的我虽然时常怀念杨帆，但与夏雨在一起，我的确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凉爽与温暖。
这两个矛盾的单词，足以诠释所有至善至美的感情真谛。
青山、翠树、绿水。
晚上吃了火锅，虽然囊中羞涩，我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慷慨与豪爽——夏雨再三表示那四百块钱可以迟些日子再还，故而身上揣着的这五百块钱，足以令我有短暂的豪气顿生。天有些醉了，地有些昏暗；人有些乱了，钱有些发卷。酒足饭饱之后，我们逛了湖滨路商业街，在西湖影院看过一场电影后，我们再度效仿在重庆的样子，乘公交车游逛杭州的夜景。一共换乘了三趟汽车，嗑完了两包恰恰瓜子，最后来到钱塘江大桥。
倚栏而望，江水滚滚东逝，浪花淘尽世事云烟，“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语泪先流”。夏雨说她在南京的工作还算顺利，但公司有个副总经理常常对她死缠滥打。今天送玫瑰，明天送手机，后天又送钻戒，把她搞得烦不胜烦，却又找不到这副总的半点把柄——那家伙追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人又挺内向，从来没乱动过手脚。但每天面对着诡异地摆在办公桌上的礼物，夏雨心头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惴惴不安……
钱塘江水面宽阔，一列火车鸣笛而过，桥身忍不住跟着战栗起来。瞬时，一股萧瑟之意油然而生，我落寞地伸出双手，抱住了夏雨。过了很久，风拂起了凉意，我们这才感到天已经很晚。
深夜，我们住进了同一个房间，而且只有一张床。那晚的夏雨比任何时候都要漂亮，她平摊在我面前，就像一只温驯的小猫。也就是说我想做些什么激情之事，简直是唾手可得。其实我们也拥抱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接吻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袒露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但我们的激情也只能到此为止，透过欲望，我理智地看到了与夏雨不可能拥有的将来，看到自己即将付诸给杨帆的种种责任。之后我们冲了凉，各自裹好毯子，相隔五十厘米，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
那个晚上我才彻底明白：我是爱夏雨的，深刻而绝望地爱着她。只有很爱很爱她，才会在这个时候，对热血澎湃的欲望无动于衷！后来，我给夏雨讲了许多生活经历，起初我半遮半掩，生怕她妒忌，又怕她告发。但后来她深情的眼神打动了我，我就开始对她和盘托出——当然除了她的表哥蔡小田。夏雨对我和杨帆在一起没有表示多大惊讶，当确定杨帆的确无辜之后，她伸过手摸着我的脸，轻轻地说：“小峰，委屈你了！”
当时，我男儿的眼泪，如潮水般奔涌而出。夏雨适时地将我抱住，我们各自裹着一条薄薄的毛毯，毛毯阻拦着我们任何可能死灰复燃的爱情。不久，我们便拥抱着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夏雨说要去见客户，便率先走了。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冲了整整两小时的澡。这澡冲掉了世间上所有的污垢烂泥，我的身体如一只被洗濯干净的乳猪。然后，我套上那件已经露了线头的黑色T恤衫，独自走上杭州的街头，寻找一个僻静的电话超市。
杨帆舅舅的声音像赵大爷一样苍老。刚接电话，他就警觉地问我是谁。我说：“杨帆的朋友！”那边无所谓的声音，立马变得小心翼翼，小得我几乎都听不见。但我还是艰难地得知了杨帆母亲的病情：肝硬化！
杨帆舅舅说，这病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杨母也在坚持打针吃药。不过要把病根去掉，还得花不少钱，杨帆舅舅隐隐约约地向我透露：杨家已经债台高筑，杨母又整天为杨帆的事黯然神伤。我只得一一告诉杨帆舅舅：杨帆在道义上是无辜的，请伯母别伤心；我们已逃到安全的地方，请伯母放心；不要对外提起我们的情况，请伯母小心。此外，请伯母一定要配合治病，我们在这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会尽快寄钱过来。
回到梅城，我没有把杨母得病的消息告诉杨帆——她现在还承受不起。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许多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给予的孝心方式，也只有金钱。
在萧金贵的帮助下，我在电缆厂兼了一份清洁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