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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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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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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性探讨     周国平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他打下去了。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我后来的思想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问题,就必定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然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极为表面和狭隘,基本思路是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针对此,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性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属性也应包括在人性之内。我把心智属性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强调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丰富的属性,属性的历史发展,发展中的整体联系,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丰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存在着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见。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惟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在当时却是出自理论权威的笔下,占据着主流地位。问题出在这些人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生产关系了,进而归结为阶级关系了,于是也就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造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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