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6期-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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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比岛位于康沃尔北海岸12英里处，这里曾是海盗的老巢，继而成了私人财产，最终被慈善财产会接管了。海岛上的灯塔内突然发现了一位世界著名小说家的尸体。于是，小说家的常任编辑、女儿，还有岛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成了必不可少的怀疑对象。伦敦警察厅的队长亚当·达格利什，检察员凯特·米斯金，警官弗朗西斯·本顿·史密斯侦破案件期间，所有嫌疑人都被关在一起。　
　　这种“密室作案”的小说需要将疑云维持到小说最后。缺乏技术人员的破案在现今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破获发生在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且能言善辩的人群中的谋杀案似乎更不可能，因为正如达格利什所认识到的那样，“在这一小群人中，如果每个人都聪明谨慎，拒绝自动坦白的冲动，那么调查就会更加复杂化。”　
　　但达格利什却总有办法将罪犯捉拿归案，詹姆斯笔下的罪犯通常是看似最不可能的角色。这听起来似乎非常传统，但詹姆斯却利用熟悉的模式构建起了复杂的结构。詹姆斯曾经说道，“黄金时代”传统侦探小说的严格模式让作家的想象力能自由飞翔。詹姆斯小心翼翼地和读者进行公平游戏，这是传统侦探小说的基本要求。尽管《灯塔》一书短小紧凑，但它却对每个角色的过去进行了细心探索。　
　　达格利什警长在以前的小说中一向神秘莫测，但在《灯塔》中却动了真情：害怕失去自己真心爱着的女友。但相比之下，达格利什依然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推动了他的诗歌创作。他最好的诗歌都植根于悲惨破碎人生中的痛苦、恐怖和哀伤的碎片中，这构成了他的工作生涯。”《灯塔》之下潜隐的是阴郁的现实主义，这让小说内容更加丰富，《灯塔》也因此成了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多伦多太阳报》就对该书的出版做出了高度评价，“正如一贯喜欢把精细的人物刻画和貌似简单的情节混合起来一样，詹姆斯取得了又一场胜利。这是出自‘侦探小说女皇’之手的又一部行文漂亮的通俗小说。”　
　　　
　　结语　
　　　
　　2005年是英国小说创作取得累累硕果的一年，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约翰·萨瑟兰就惊喜地说道，“2005年是布克奖非同寻常的一年。最后一轮入围作品旗鼓相当，难分伯仲。”评审专家也认为，2005年布克奖可能是该奖项自1969年创立以来入围作品实力最强的一次。虽然入围布克奖的作品只是2005年英国文坛推出的众多优秀小说中的少数，但管中窥豹，由此可见一斑。2005年的英国小说创作一方面延续了英国小说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家又对传统进行突破，不断拓展新的空间。于是，2005年的英国小说创作整体呈现出了多极联动、多元并存的现象。　
　　不管是回归过去，还是关注当代，不管是族裔小说的兴盛，还是通俗小说的流行，时代的声音、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信仰、欲求久久回响在2005年的小说创作中。2005年英国小说创作的丰收说明：当今的英国文坛绝对不是暮气沉沉的枯萎荒原，至少2005年不是。虽然多位前辈作家相继辞世，但2005年的英国小说的百花园依旧色彩缤纷，香气宜人，照旧在“我行我素”地美丽着。　
　　（刘略昌：上海水产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00090；王昊：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付慧：上海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邮政编码：200444）　


德国文化传统视野中的“反法西斯文学”
叶　隽　
　　纳粹上台，既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亦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轮劫难。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阶段，法西斯潮流的兴起，是20世纪的重要遗产，包括作为其伴生物的法西斯文学与法西斯学术（权且如此立名），其历史经验与惨痛教训值得深刻检讨、探究和发掘。　
　　德国文学史家将纳粹时代的文学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纳粹意识形态提倡的“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简称“纳粹文学”），二是“内心流亡文学”（也可称为“抽屉文学”），三是“地下文学”，四是“流亡文学”。　
　　相对于公然宣布挑战纳粹统治秩序、在1935年巴黎召开的国际作家大会上以“德国非法文学”自居的“地下文学”来说，“抽屉文学”与“流亡文学”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战斗锋芒，但就文学本身与人性追问来说，却可能更有特色。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可看作是“反法西斯文学”的范畴。但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我主张根据作品的不同题材进行区分。如此，则也同样可以将战前、战后文学中关于“法西斯”问题的省思部分纳入其中考虑，如此则不仅是单纯的对法西斯残暴统治的控诉、对反法西斯战士奋起抗争的歌颂、对其时其地语境与现实的艺术再现，而且还可以上升到更深刻的“问题意识”层面，在德国文学史发展线索的宏观视野中来审视与考问这一段历史与文学。由此，我将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界定为三种类型：　
　　一是现实批判，即直接表现“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作品，如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讴歌斗争者的英勇，维谢特的《死者之林》描述集中营的残酷，沃尔夫的《马门教授》控诉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迫害、《两人在边境》描写共产党员的地下斗争，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怖和贫困》白描纳粹统治的社会状况，他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很多，诸如雷马克、布莱德尔、贝希尔、魏纳特（后两者以政治诗著名）等；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创作延续到了战后，对法西斯问题的追索成为其创作生涯的一个核心命题。　
　　二是历史折射，即通过历史镜像来折射与反映时代问题。如亨利希·曼的历史小说《亨利四世》借用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代表民族利益的开明君主，有影射制造民族灾难的希特勒的意味；布莱希特的历史剧《伽利略传》通过对伽利略生平事迹的重新阐释来探索“真理与强权”的关系，《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借三十年战争为历史背景，反映的却同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与灾难。　
　　三是未来省思，即借助虚拟手段，在艺术层面和哲理思维上进行阐发。如维谢特的小说《白水牛，或伟大的正义》，借助于一个虚拟的印度神话，反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极权统治，虚构幻想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深刻批判与反思。但此书多种文学史、辞典均未提及，实际上这方面的著作不太多见，故此尤其值得重视。像维谢特这样的作家，一般不被认为是第一流作家，所以我们关注不够，其实只是一种标准尺度而已。他因其独特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很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林务官家庭，这就决定了他对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早年就学柯尼斯堡大学，治自然科学、地理学与哲学，这就决定了他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有过从教（中学教师）与参战（一战）的经历，所以即便以文学为业，也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明确而激烈的反纳粹态度，导致了纳粹对他的政治迫害，1938年被关入集中营（声援被纳粹放逐的教士），后虽被释放，但受到盖世太保监视并被禁止写作。所以他的“抽屉写作”选择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但对他来说，“反法西斯”从始至终是一致的，而其对自然的追求和亲近亦是始终如一的。维谢特的基本思想是“出世”的，即人只有“遗世而独立”，方才可能获得“内心之宁静”与“尊严之维护”。所以具体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多半以渔夫、牧人或猎手为主角，在大自然中充分享受着生命的自由与心灵的无羁。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纳粹统治之前是“纯净的田园牧歌式”，纳粹统治之后的是“悲怆的自然回归式”。前者如《死狼》（1924），后者如《简朴的生活》（1939）。这个方面，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亦可举为代表，虽然他没有身历集中营之痛，但若论对法西斯的省思、态度的坚定、理想的探索，绝对是毫不逊色。　
　　而且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三个方面，并非完全割裂，有时相互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尤其是那些具有思想深度与高度的大家。譬如说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维谢特等。他们既“持枪作战”（直接控诉纳粹、歌颂战士），同时也“下马草书”（在历史、艺术与哲理的层面去深刻省思）。《白水牛，或伟大的正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显示出德国文学的思辨传统，即便是在艰难忧患的现实语境之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也有可能在暂时的迷惘或激动之后，抛却一时的利害得失，而在历史传统、哲性思维以及超越现实语境之外的艺术追求上，寻找一种平衡意识与真理追问。　
　　我们知道，反法西斯文学并非仅存在于德国，它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德国文学传统中考察，作为学术命题（而非某种文学类型）的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确实有可能成为极具学术发展潜力的重要命题，绝对有其独特的学术意义。早在二战之前，即1920年代时，具有洞见的部分德国作家就已经认识到法西斯问题的重要性与危害性。如托马斯·曼的《魔山》（1924）就通过纳弗塔的形象表明，法西斯反动性的多种表现形式，或文或武，或世俗或教会等等；鲍姆的长篇小说《菲默》（1926）一方面描述法西斯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方面揭露其政治阴谋。　
　　同样，在二战之后，对法西斯的反省，是德国文学理所当然的主流话语。或谓战争文学、还乡文学、废墟文学等名词几乎引领了德国文学的潮流。这点，也是得到多数作家认同的，伯尔甚至说：“将我们同时代的人，诱骗到田园式的和谐宁静与安逸的景色中，未免过于残忍。”而这些命题多与反法西斯相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必然会以更多的笔触来涉及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实。这点以伯尔为例就可看得很清楚，如果说他早期的《列车正点到达》、《亚当，你曾在何处？》还脱不去战争影响的痕迹以及对法西斯的揭露的话，那么从1950—1980年代的《一声不吭》、《无主之家》、《小丑之见》、《女士及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保护网下》和《莱茵女流录》等则构建了西德约40年相当完整的历史社会图景。但反法西斯作为一种文学与思想命题，却一直在当代德国文学的创作中烙下重要痕迹，大作家其实都对此命题予以较多关注。或以其为中心命题，如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或将其处理为重要背景，如特莱希尔的三部曲小说《楷模》、《穿血鞋的少年》和《记忆中》；或将其与当下时势“化为一渠”，深刻地把握历史的当代意义，如格拉斯的《蟹行》。一方面，是在公众理念上仍对纳粹持坚决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极右翼在青年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共同声音，一个世纪的老账终究要重新清算。如果我们回首看看“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的兴起过程，恐怕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理性的毁灭”过程，不仅是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的被煽动，也包括大部分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这种在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会不会和当代的“恐怖主义”合流，恐怕是个很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果“昨日重来”，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否有足够的理性与力量来将之“拒于门外”？Yesterday　once　more，本是很浪漫美丽的爱情回忆，可一旦其变为恐怖历史的“再度上演”的话，那可就不是一句简单的英语词组而已，很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浩劫”与“战争的毁灭”。对于这种极右翼思潮根源的揭示，恐怕其意义还不仅在于“抵制纳粹”，更应将其做进一步引申，即如何面对我们时代的“时代痛症”？《蟹行》出版于2002年2月，在格拉斯写作过程中“反恐”恐怕还未成为时代主题。但无疑，可以将格拉斯的思考纳入到世界背景中去思考。将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的“恐怖主义”如此妙手相融，不仅是作家的艺术技巧，背后的思想洞察与关怀幽远，尤其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因为，恐怖主义之所以横行无忌，其所挑战的也正是现存的“世界秩序”，它一旦与历史上那些虽为糟粕、但却蛊惑力极大的“思潮”相结合，后者就极可能“借尸还魂”。这才是最需要警醒的。从这个层次来思考“反法西斯”的命题，就有了“荡胸生层云”的境界与高度。　
　　所以，“反法西斯文学”这一命题，一旦纳入到德国文化传统之中，就会是一个非常富有